作者：卜丁
日前，从宝鸡下站遗址联合考古队获悉，更多关于秦汉时期国家祭祀礼仪文化的细节被揭开，研究证明下站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秦汉时期性质最为明确、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国家祭天遗存。
首次明确祭祀坑完整形制
秦岭脚下、渭水之滨的宝鸡磻溪镇下站村，一片看似普通的土地下，隐藏着一个古老的秘密，谁也没有想到，这里曾见证秦汉帝国祭祀礼仪，该遗址以庞大的祭祀坑数量和丰富的内涵，展示了一幅跨越600余年的礼仪文化画卷。
下站遗址全景
祭祀活动作为王朝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对天地神灵的崇敬与国泰民安和政权长久的期盼。秦汉时期的“畤祭”见证帝国的祭祀与政治演变。从秦襄公立西畤，到汉刘邦增设北畤，形成了“雍五畤”。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的兴盛，雍五畤的地位被甘泉泰畤取代，直至西汉末年被废，为后世天坛祭祀奠定了基础。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这一传统充满好奇，却因缺乏实证而难以深入研究。随着宝鸡下站遗址考古再传令人振奋的消息，为解开这段历史迷雾带来了更多考古学证据。
“相比很多考古同仁发掘一生可能也遇不到较为典型的发掘案例，能参与到下站遗址的发掘，是很难得的体验。”下站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副院长游富祥在采访中流露出对这项工作的深厚情感。
“2024年的发掘，共清理各类祭祀坑9座，全部为长条形动物牺牲坑，坑内填土及坑底皆未见器物出土。”游富祥介绍。
长条形祭祀坑
这些祭祀坑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型和B型。A型祭祀坑，平行排列的南北向窄长条形，主要埋藏牺牲为牛和羊，牛皆头向北，排列紧密，摆放较有序。B型祭祀坑，宽长条形，主要埋藏牺牲为马，马无固定头向及姿势，摆放较乱。其中“A型祭祀坑，在下站遗址历年发掘中较常见，通过以往A型坑内出土动物骨骼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可知，年代在春秋中晚期。”游富祥解释道。
Ab型祭祀坑
“B型祭祀坑为下站遗址首次发现，其形制与牺牲摆放方式，与血池遗址清理的长条形马坑迥异。”游富祥继续说，结合下站遗址2020-2023年3次发掘所清理的各类长方形动物牺牲坑、长方形车马坑及洞室祭祀坑的形制与年代，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下站遗址从春秋中期至西汉晚期，不同时期祭祀坑的年代序列。
B型祭祀坑（马坑）
这一序列揭示了先秦祭祀文化在长达数个世纪中的连续性与发展，展现了这项祭祀活动是如何从诸侯习俗逐渐演变为国家仪式。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了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也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持久影响。
该遗址即“雍五畤”之“密畤”
游富祥提到，除了2024年新发掘的这些长条形动物牺牲坑，早在2023年及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下站遗址还发现了99座祭祀坑，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牺牲和金、玉、铜等祭祀器物，尤其是玉人、玉琮、玉璜等，与文献记载“珪币各有数”对应，意味着每种玉器都有特定的数量和规格，以符合祭祀的等级和礼仪的要求。
金车饰片
Cc型祭祀坑出土祭祀玉器组合
兽面形玉饰件
从“千乘之国”到“万乘之君”的追求中可以看到，拥有骑兵和战车数量的多寡和优劣成为春秋至秦汉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尤其是战车成为军队的核心装备。在下站遗址中出土的超大型车马祭祀坑，坑中出土的金、玉、铜质车马器，为研究当时的车马制度和军事装备提供珍贵信息的同时，也揭示了秦汉时期对车马的重视。
Ca型祭祀坑中出土玉器及金车马饰件
Cc型祭祀坑
祭祀活动中对祭品数量、物品都有严格要求，“木禺龙栾车一驷”“路车一乘”“畤驹四匹”等文献记载的祭祀准备，也让游富祥对车马坑中出土的马匹和多种车型有具体依据。游富祥表示，用木头制作的车马模型被称为“木禺车”“龙栾”，马八尺以上为龙，栾车即车舆带有伞盖并垂挂铃铛的华丽马车，正式场合和仪式中君王乘坐的车辆便是“路车”，下站遗址中这些木车痕迹，以及金属马饰、车饰，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E型祭祀坑中出土模型车与伞盖
不仅要有车、马，还要有小牛犊和小羊羔作为祭品，而且每种各四只，游富祥团队在下站遗址内发现了不同时期，多座用于祭祀的牛坑、羊坑、马坑。他还采集了祭祀坑动物骨骼用于C14测年，数据显示长条形坑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700至前500年，马坑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500至前400年，牛坑和羊坑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00至前100年。进一步验正了文献中记载的“黄犊羔各四”等细节。
Cb型祭祀坑
Cb型祭祀坑中出土金质车马饰件
此外，在下站遗址的“建筑区附近还出土了大量砖瓦建筑材料，多数瓦当涂朱，表明建筑比较讲究、等级较高。”《史记》记载渭河南岸仅有一处“畤”，即秦宣公四年（672BC）所设“密畤”。下站遗址发现的“刻划‘密’字陶文的陶器残片为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文字证据，进一步证实了下站遗址即是秦汉时期雍五畤之一的密畤。”
”密“字陶文陶片
随着对下站遗址的深入挖掘，密畤的历史延续性也逐渐被梳理清晰。游富祥介绍，“密畤从公元前672年建立到西汉末年被废，前后延续使用时间长达600余年。目前已经发现的不同时代的各类祭祀遗存，为初步建立秦汉国家祭祀遗存的分期年代标尺提供了重要依据。”
下站遗址的结构布局也颇具特色。各类祭祀坑围绕中心建筑区呈规律性分布，年代相近、类型相同的祭祀坑之间无叠压、打破关系，表明国家对畤的结构形制有严谨规划。尽管“雍五畤”在汉末被废止，但其内容却为都城南郊天坛祭祀所吸收，成为后来中国传统天坛祭祀的一部分，影响深远。
基于这些考古成果的取得，2023年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四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重要进展，陕西省宝鸡市下站遗址位列其中。同时，下站遗址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祭天礼制的重要考古发现，入选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
16年坚守揭开历史面纱
相比保存较差、无文献佐证的考古现场，游富祥表示“非常幸运，下站遗址的祭祀活动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这使得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基于推测猜想，而是基于实际的证据。”
这份“幸运”并非偶然，而是基于考古人连续16年的坚持。从“秦汉离宫别馆调查”项目，再到宝鸡“秦汉雍五畤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以及联合考古队的数次发掘，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它更见证了考古人的坚持与努力，才使被岁月尘封的下站遗址被逐渐发现、认可、确定。
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开展“秦汉离宫别馆调查”项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寻找秦汉雍五畤。“2015年，基于数年考古调查成果，我们联合在宝鸡地区开展‘秦汉雍五畤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对前期调查中发现的重点遗址进行详细勘探，首先发现了凤翔雍山血池遗址。”游富祥回忆道。
2016年至2018年，联合考古队对血池遗址开展了为期3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现大量祭祀坑和玉器、车马器等祭祀遗物。“特别是‘上畤’‘下畤’等刻划陶文的发现，证明了血池遗址是秦汉雍五畤其中之一。”游富祥说。
此后，像采集珍珠，一个珠子带出了一串珠子。下站遗址以其祭祀遗存的丰富和保存的完整性，成为了研究的重点。“2017年，在陈仓区博物馆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在遗址断面上发现了祭祀坑，采集到秦汉时期的绳纹瓦片。”游富祥描述着当年的情景。2018年的大规模勘探，初步明确了遗址的范围和遗迹分布情况，共发现各类祭祀坑1400余座。
数年以来，每一位参与下站遗址的考古人，都以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追求，让该遗址的历史面纱层层揭开。发掘只是考古的一部分，室内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也是重中之重，陆续的简报发表、讨论、认定，逐渐让下站遗址的定位更加清晰。
2020年至2023年，联合考古队又对下站遗址进行了3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2400平方米，清理灰坑数十座，半地穴房址3座，各类祭祀坑99座。“这些祭祀坑之间存在丰富的叠压打破关系，出土祭祀遗物的年代特征明显，初步建立起了春秋至汉代畤祭祀遗存的年代框架。”游富祥解释道。
E型祭祀坑
综合研究表明，下站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秦汉时期性质最为明确、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国家祭天遗存。
本文首发文物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