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直以来，19世纪中国农民的生活处于缺席和模糊状态。排日账这样的民间文献史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研究中也没被提及和运用。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在安徽黄山屯溪一家出售旧文书的店里，发现13册晚清时期的程姓一家三代人的排日账，这些跨度长达半世纪的记录非常罕见，刘永华决定写一本书，“我想打破大家对明清农民的刻板或者笼统印象”。18年后，他完成新作《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第一财经对话刘永华，真正走近19世纪，会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有些跟想的不一样。
农民不都是“内卷”的
第一财经：看了程家三代人记的排日账，你有哪些新发现？
刘永华：我重点谈了对山区经济的新认识。山区在很多人认识里，是闭塞、隔绝的，像桃花源，不需要跟外界打交道。其实看了程家人的排日账会发现，恰恰相反，整个徽州作为山区，与市场打交道的需求甚至超过平原地带，因为山区缺粮没盐，必须生产商品换取粮食、食盐。所以程家人出售多种商品，特别是茶叶。
18世纪晚期开始，特别是五口通商后国际茶市的扩张，欧洲人对中国茶叶需求量增大，给徽州、武夷山这样的传统产茶区域带来非常重要的机遇。程发开在贩卖茶叶生意中看到机遇，于是买了一个茶园，投入更多劳力在茶叶种植和生产上，有些年份茶叶收入还增加了一到两倍。茶叶作为纽带，在山乡农民与世界茶叶贸易之间建立起了互动，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茶可能卖去欧洲、美国。
第一财经：我印象很深的是，你说程发开父子虽然是典型的“徽骆驼”，勤勉劳作，但太平天国运动前，程家人每年有16%左右的闲暇时间，哪怕后来分家，每年闲暇时间还有13%左右。这样看来，好像他们也并不是处于“内卷”状态？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当时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内卷”？
刘永华：“内卷”是来自人类学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在变成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所以我也做了讨论。实际上从徽州这边的农民生活看，严格意义上的内卷可能并不存在。首先，他们的土地不是精耕细作的，对土地特别是稻田的利用还是比较粗放。其次，投入的劳动不是很多，因为山区经济多元，还有别的出路，“卷”不起来。程家人的生活也说明，19世纪中国农民生活有多样性。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用“内卷”来形容华北农民的生存状况，但是不少学者都对这个看法有保留意见，因为他讨论的材料来自抗战期间，未必能代表和平年代的状况，他的看法可能也无法适用于其他区域。
第一财经：程家人的排日账里，经常还有迎来送往的记录，我看了印象也挺深，感觉和我在农村的舅舅很像，就是重视姻亲和亲戚关系，过年过节走动比较多。这一点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所谓“亲家不往来”很不一样。
刘永华：对，程家的排日账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世界跟我们生活的异同。19世纪农民怎样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一点大家注意得不够。以前因为史料缺乏，很多学者没有仔细思考宗族在农民生活中究竟有什么位置，都是从组织的角度来讲宗族，会强调并放大它的作用。
我在书里也重点讲了宗族组织在普通民众生活当中的位置究竟有多重要。从程家三代人的排日账看，宗族生活农民是会参与，但只是他们生活里的一个面向而已。我仔细梳理程允亨跟族人的互动情况，发现非常不均质，也就是说，他只是跟某些族人经常打交道，与相当部分的族人很少有实质性交往。这说明宗族有亲有疏。在程家的人际关系里，除了宗亲，还有很多其他关系，姻亲、朋友也非常重要，邻里或者一些熟人在某些方面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明清民众有很高的读写需求
第一财经：程家虽然在山区，但他们能识不少字，这点也和很多人印象中传统农民的形象有点不同。从你的研究来看，明清时期农民识字情况是怎样的？
刘永华：提到传统社会农民是否识字，很多人可能马上想起《阿Q正传》里阿Q画押的情景，他圈都画不圆，因为平时根本不用写字。在鲁迅的叙述中，这样一个愚昧的文盲形象，被进一步放大成国人的负面形象。1949年以后，国家扫盲成就非常显著，但同时也要看到，1949年以前，还有明清时期，普通民众已有很高的读写需求，也有相当多的人识字。美国历史学者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1979年出版的《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中认为，当时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30%~45%，女性占2%~10%。不过这个比例究竟对不对，我们还需要重新估算。
民众识字率的重新估算，牵涉到什么叫做识字。我们现在一般认为，认识两三千字才能叫识字。但是，我对闽西家用账和程家排日账等文献的分析发现，在清代，一个人只要粗通笔墨，掌握四五百至七八百字，就有能力处理记账、借贷、记事等文字工作。
我算了一下，发开掌握六七百字，允亨认的字比父亲更多些，同仓与发开相近。我还看过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其他类型的文献，比如书信、契约，还有民间文学，如山歌的歌册等，发现清代农民认六七百字已经能处理很多事情。一个农户去读三四年私塾就会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
认为传统社会农民都不怎么识字的观念，还涉及对民众的俯视，就是没觉得农民认的那几百个字算什么。事实上对农民来说，能记账就和文盲有相当差别，这个能力让他们对生活可以进行更合理的盘算，对他们了解周遭世界也能提供莫大帮助。我们认识到，历史上经历过一个文字进入普通民众生活的过程，我称之为“文字下乡”，现在我的几个学生正在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
第一财经：程家几代人识字，条件一度在农村还算可以，假设他们培养后代走科举，有没有实现阶层跨越的可能？
刘永华：发开把允亨，或者允亨把同仓送到学馆读书的时候，没有期盼后代要谋取功名。程允亨很明显，那时没分家，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劳力也充足，但他只让同仓念了四年书就回来务农。他们在学馆接受的，应该都是与科举无关的教育。
明清时期，农民要通过科举来实现阶层跨越非常难，受到很多结构性限制。最重要的一点，是科举竞争激烈，经济成本非常高，普通民众玩不起那样的游戏。那些有科考传统的家族，会建立内在机制鼓励科举。分家的时候，一部分财产不会被分掉，其田租相当于助学金，提供给博取功名的族人，对于不宽裕的人家来说，这无疑是很重要的经济资助。
程氏宗族在婺源沱川是一个很小的宗族，身份也比较边缘，程家历史上应该从来没有出过哪怕是秀才这样最低的科举功名。他们附近的沱川余氏或者理坑余氏，宗族都比较大，有多人考取科举，少数人还做到朝廷高官，这就和程家形成非常大的对比。
此外，科举对天资也有一定要求，考生也应有很强的毅力。程家三代人里，程允亨的文化程度比较高，但从允亨写的东西看，他远远谈不上是特别聪明的人。同仓就是一个顽童，不好好写排日账，也不太听允亨的话，不像是科考的料。就算他们天资、毅力都好，还需“伯乐”用心去点拨，这对于程家来说也是奢望。
个人和时代因素交织下的破产
第一财经：你翻译过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这本微观历史经典著作里，因为涉及真马丁·盖尔抛妻别子八年、假马丁·盖尔招摇行骗等非常戏剧化的冲突，马丁·盖尔的形象是很突出的。相比而言，程家三代人的排日账比较枯燥，生活也比较简单，那么写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什么样的形象？
刘永华：他们的面貌我完全不知道，书里有张《卖恤盐》的插图，这是我能联想到的跟他们比较接近的形象。性格方面的话，发开比较精明，从购入茶园这件事就能看出这一点。
允亨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开朗，算是个性情中人。发开记的朋友比较少，一方面跟他的记载比较简单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他真的没有多少特别要好的朋友。相比之下，允亨有不少朋友，也喜欢交朋友。有一次他外出挑担，路上估计喝酒过量出了问题，还是那些一起挑担的朋友帮助他，事后他专门请朋友喝酒。同仓给我的感觉是面目比较模糊，不过他小时候就比较顽劣，也比较懒，排日账没好好记，为此允亨没少批评过他。
但是，能从他们留下的信息中抓到一些非常模糊的性格特征，在历史中已是非常宝贵的了。我们现在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受法国年鉴派影响极大。年鉴派第四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写过一本书叫《无名之辈的一生》，那本书英文版的封面是一个面目空白的人的剪影，非常形象地表达了普通民众在历史上的形象。
第一财经：所以程允亨晚年破产，你觉得主要是个人的因素，还是有时代的因素？
刘永华：我在仔细研读发开的行事后发现，几个影响儿子允亨这一代生存的事情都跟他有关。比如发开发现种茶更赚钱，就买下茶园，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决定。程允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日子要苦很多。程家不是所谓被动卷入全球化，而是出于对商机的敏锐感觉，才得以进入茶叶贸易的。
程允亨不如父亲会盘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经济账算得还是有点不够，不如父亲节俭。他的排日账里有很多买豆腐干、花生、酒的记录，晚年经济状况恶化了还经常喝酒，消费观念没做适当调整，这对后面家里出现财务危机也有一定影响。
程允亨的债务里，最大一笔是儿子的聘礼。其实他不需要借债，如果多等几年，分几次把聘金付了，就可以分散经济负担。借债有百分之十几二十的高利息，儿子的婚事完全可以缓一下。程允亨的哥哥30多岁才结婚，同仓20岁左右就结婚了，当时农村普通人家手头都不宽裕，晚点结婚也很常见。
他们家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通过各方面收入存下来的钱，有相当一部分花到了盖房子上面。然后再积攒下来的钱，又被程允亨母亲的丧事、允亨儿子的婚礼耗掉了，还有缺口，程允亨就去借钱。我觉得这是他个人决策失误。
借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没有想到后面会爆发义和团运动，对他茶叶生意有影响，导致一直收不到卖茶的回款？肯定是。但历史是无法用事后诸葛的方式来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历史特别有趣，面对程允亨这样一个普通民众，把他的生活方方面面掰开来看，会发现不同的因素都交相在起作用。有些是宏观的，是全国甚至全球层面的事件和现象，有些是区域性的，有些是个人层面的，是性格或者某个决定——这些林林总总的因素，最后交错着影响他的生活。这样一段历史，或许也可以称之为“生命史与大历史交错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