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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乡是1968年8月,那时候城乡之间互相流动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体制,跟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我们从城里去农村,是因为毛主席发了号召,但是谁要是去了再想从农村回城,就不行了。

其实,那时从城里去农村也并不容易,需要当地给安排工作、口粮,而农村粮食本来就不富余,人口又很多。我去的地方不是人民公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国营农场体系,相对还比较好办。因为它是国家的,说加点人就可以加点人。

当时的体制是,城里人和农村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因为城里是国家包下来,有工作、有退休金,日常供应也有保障,农村是没有这套体制的,就靠农民自己。所以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除了极个别的农村,绝大多数农村的生活比城里贫穷得多。

要不是邓小平重新恢复高考,我是不可能回来的。当时去了农村都是要扎根的,要一辈子待在那儿。当时,上海去了好多人,开始的时候还要报名,因为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叫国营农场,但是已经改成军队体制。在那个年代,军队有很高威望,属于“解放军序列”,所以还要挑一挑,选一选。我们学校第一批就12个同学去,像我家成分不算好,录取的时候排在最后一个,是勉强挤进去的。但是越往后,城里是“一片红”,除了很少的独生子女,还有父母或者本人身体不好的,其他统统都要下乡。

知识青年去国营农场比去一般人民公社要好。首先我们是工资制,每月发薪水,跟国营工厂是一样的,只不过工资水平低一点。另外,因为是国家投入,所以去了以后生活条件比一般人民公社要好很多。准确地讲我是去当农业工人,去了以后最理想的工作是开拖拉机,但是没轮上,我就被分到山里打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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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976年,周其仁作为下乡知青在完达山打猎、养鹿

历史上,我们国家是有迁徙自由的,人可以跑来跑去,出去闯荡,进城打工。像我的父辈就是从浙江山区到上海当学徒的。那时候,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先在上海站住脚,当了学徒或工人,一有机会就会介绍自己的同乡来。这种状态基本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写有迁徙自由的。

但是后来“大跃进”以及相继发生的饥荒,城市粮食不够供应,因为人们的户口一旦转到城里,国家就要负责供应粮食。仅1958年到1960年左右,约有2000万人转入城里,粮食供应不了,政府就决定把这些人再迁回农村去。从此城乡这个门就关上了,再也不能自由流动了。

所以基本上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以后,城乡之间体制的壁垒就很高了。那时候农村的人,要不就考上大学成为技术干部,进入城市体制,要不就当兵,而且要当“四个口袋”的军官,才可能进城,其他要跳出农门,可是不容易。后来修订宪法,迁徙自由就被拿掉了。

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就在黑龙江一直打猎打下去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人生于斯就基本绑在一个地方了。我是初中毕业,没上过高中,后来有高考机会,自己再把高中的课拿来学习,等于是自学的。当然我比较幸运,我们农场水利科有位技术员,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帮我补习高中数学。为什么帮我?他说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样过去了,看到你们有机会,帮一把也高兴。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可能就永远没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不是抽象的道理让我们感谢改革开放,而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就要感谢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