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毛主席最爱读的史书，是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最喜爱的历史小说是《三国演义》了。姑且不论这个说法的正确与否，毛主席对于三国非常熟悉是不争的事实。在毛主席的著作、报告、讲话、演说当中，引用三国事例的、可说是不胜枚举。
众所周知，小说《三国演义》存在尊刘抑曹的倾向；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我国妇孺皆知的人物形象中，曹操都被视为“乱世之奸雄”。但《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才是史书，毛主席曾经在多个场合指出两者差异，曹操被污名化是千百年来、偏见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毛主席主张给曹操翻案。他曾说过：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毛主席之所以要给曹操平反，是因为曹操的历史功绩：“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席在北戴河同保健医生徐涛的一次谈话时曾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主席善于使用三国的事例说明问题，还给自己带来过麻烦。在遵义会议上，主席曾被凯丰攻击为“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其实这是凯丰一管之见。三国的人物喻户晓，三国的故事、大家都喜闻乐见，用来说明问题也更容易被人接受；因而，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主席都时常引用三国故事说明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的社论。其中谈道：“华中的伪满军士兵，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呀，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
其中一句“比之为赵子龙”，是毛主席修改时亲自加上的。赵子龙是赵云的字，是三国蜀汉位列刘备、关羽、张飞之后，名排第四的战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解放军解放了河南省南阳，毛主席亲笔写了一则消息报道，题为《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在南阳一带。……”
短短几句，勾画出南阳这一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地位，突出了我军占领南阳的重要意义。可见，毛主席熟读三国、借古喻今的能力已臻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