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有一场重要的活动，即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授勋典礼。
在这一天的中午，朱德像往常一样吃过午饭，略作休息，然后中南海的理发师来到西楼为朱德理发、刮胡子。等这些忙完之后，朱德试穿后勤部刚刚送来的海蓝色毛呢面料的元帅服。
镜子中，69岁的朱德显得很有精神，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瞬间就出来了。
这元帅服是提前量身定做好的，只等9月27日这一天跟着朱德正式亮相。
下午4点，授衔授勋仪式正式开始，除去两位元帅因为生病并不在北京，因此没有亲临现场参加该仪式之外，包括朱德、陈毅、罗荣桓等在内的8位元帅已经就位，在彭真的宣读下，八位元帅按照顺序走到了主席台上，一字排开。
他们的对面是穿着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
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是第一个接受授衔的，他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从毛主席手中接过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等三枚勋章。
这是荣誉，是认可。同时，成为元帅，也意味着朱德有元帅工资。
1955年，新中国在全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共划分为24个级别，自此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领工资。而在此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没有工资，而只有津贴的，军队则实行供给制。
直到1955年，工资制正式实行，按照朱德的军衔，他是可以领元帅工资的，但是自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开始，他从未领过元帅工资。
他对工资的要求就是不能超过毛主席和周总理。
也因此，他几乎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穷”的一个，这是因为朱德要抚养十多个孩子，这些孩子并非都是他自己的子女，毕竟朱德一生只有朱琦和朱敏这两个孩子。
朱琦和朱敏虽然都有好几个孩子，但这些并非朱德要抚养的全部，实际上，他还要抚养好几个侄子和外甥。
朱德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母亲钟氏一生有13个孩子，虽然成活的只有8个，但这依旧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家中的贫困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朱家又不是一个屈服于命运的家庭，他们一直想摆脱佃农的身份，而读书是最好的出路，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出路，毕竟科举考试在古代算是贫苦人民进入官场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的通道。
最开始，朱德和两个哥哥一起读书，但纵然家中有十余口人劳动，也无法供三个孩子一起读书，所以成绩最好的朱德就成了唯一的一个读书人。
朱德是全家的希望和未来，他身上的担子着实不轻，当然朱德也很争气，1905年考中了秀才，如果继续考下去，或许朱德真能中个进士，从此跻身官场，光耀门楣。
但无论是当时的大环境，还是朱德自己的想法，秀才就成了他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站，无论朱德是愿意还是不愿意，1906年，科举制度走到头了。
而朱德并没有因此回到家乡，而是徒步几百公里，到了成都接受新式教育，并获得了高等师范学校体育教育专业的毕业证书，然后教习体育，后来又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从此他离家越来越远，投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加入到救国救民的浪潮中。
朱德并没有按照家人预想的未来走下去，就这一点来说，他对家人是有愧的，而且全家人为了供他读书确实付出了太多太多，这是他始终不能忘记的，所以建国之后，他将自己兄弟姐妹家的孩子，一家接来一个，由他负责在北京接受教育，也由他抚养。
也因此，朱德家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家人多。家人多，花费自然就多，但即便如此，朱德还是一再主动要求降薪，他最开始领的是一级工资，有649.6元，到了1957年的一月份，朱德主动要求减薪，开始领579.5元的工资。
两年后，朱德再次要求降薪，又开始领460元的工资，到了1960年，正是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将自己的工资降到了404.8元，有了毛主席的带头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主动降薪，朱德、周总理等领导都将工资降到了404.8元。
从这个时候开始，毛主席、朱德、周总理等领导人就领404.8元的工资，一直到他们去世。
每个月四百块钱的工资，在现在看来是很少，但在当时并不算少，养活一家人还是比较宽裕的，但实际上，不管是毛主席，还是朱德、周总理这些领导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俭朴的。
朱德是将节俭落实到了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朴实如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曾有人这样评价过朱德，说：“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
这句诗并非是夸大，而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当时朱德率军东渡黄河，要开赴抗日前线，指挥抗日战争。
八路军总司令部的人听说朱德总司令要上任了，遂派了几个年轻一些的干部到部队必经的一条河桥上等待。
他们谁都没有见过朱德，只凭感觉认为朱德应该是骑着高头大马的、威风凛凛的，即便不是如此，也必然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与众不同的存在。
结果他们在那里等了好久，就只看到过去了一支部队，部队里并没有特别的存在，他们都是一个打扮：穿着灰军装和草鞋，腰间扎着皮带，肩挎驳壳枪。
很显然，队伍里并没有这些干部要等的人，所以他们任由这支部队过去了，然后继续等待，一直等到中午还是没有见到传说中的朱德，等他们回去报告说：“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看见总司令，是不是总司令改变路线，还是……”
结果他们的话语引来了满堂大笑，实际上朱德早就到了，就在他们看到的那支部队了，只不过他和士兵们穿着一个样，在人堆里根本就看不出什么特别来，所以就被忽视了，闹了一个大笑话。
朱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来自一个佃农家庭，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身上的那种勤劳和俭朴的特质。即便是建国后，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依旧朴实如初。
他将朴实贯彻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穿衣方面，他经常这样告诫子孙：“衣服的主要作用是御寒，只要穿上暖和、干净，就是好衣服。”
他是这么告诫子孙的，也是这么身体力行的。
朱德自己有几套比较好的外衣，这是用来参加重要国事活动或者外出的时候才穿的，属于工作需要，他无法拒绝，但他每次工作回到家中，就赶紧换上家中穿的旧衣服。
那些旧衣服基本都已经洗得发白，上面一个补丁接一个补丁，补丁不算啥，只要还能补，还是一件能穿的衣服，对他来说就是好衣服。
如果衣服实在破得不能穿了，就把好的地方拆下来和别的衣服进行拼接，照样又是一件新衣服。很多时候，劝说朱德裁制一套新衣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有一次，康克清没有经过朱德允许就将裁缝请到家中为朱德量体裁衣，朱德虽然没有对着康克清发脾气，却对裁缝讲起了道理：
“衣服被子只要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候一件衣服得穿多少年！”
补衣服时间长了，他甚至还有了不少的经验，比如说补衣服的时候，不能直接将新补丁补在旧补丁上，这样不牢靠，而应该将旧补丁拆下来，然后补新的补丁，这样才能板正牢靠。
而换下来的旧补丁也不能丢掉，还可以打袼褙、纳鞋底等，这是真正的物尽其用，他使用的毛巾以及床上的褥子、被子和床单等都是用了二三十年的，处处可见补丁，但只要干净整洁，朱德就用的很称心。
穿的、用的如此，吃的同样如此。
朱德的一日三餐很简单，建国之后，大部分时候只有朱德自己在家吃饭，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孩子们在学校食堂里吃，而朱德在家里吃午饭。
他一般就是三菜一汤，其实就是一碗米饭，一盘素菜，一盘自己做的泡菜，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份荤菜，汤则是鸡蛋汤或者是青菜汤。
这是他的午饭，要是有剩菜，不能倒掉，留到下一顿再吃，如果有客人到来，可能再加上两盘菜。
他在吃上并不讲究，绝不铺张浪费，即便是外出考察的时候，他都要求必须按照他的规定用餐，从不接受吃喝一类的招待，菜多了他会提出批评，甚至有时候会罢吃，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节俭的生活方式。
朱德家中人口多，吃得就多，三年困难时期，缺粮严重，朱德家中有一次一个季度超了50多斤粮食，当时朱德和康克清的粮油都有定量，粮食吃超了，没有地方买议价粮，原本工作人员是建议朱德可以从有关单位将这个超了的粮食补上。
但朱德愣是不同意，全国到处缺粮，他怎么可能给国家添麻烦呢？
所以他只能自己想办法补上这个超了的粮食，朱德的办法就是挖野菜吃。
他利用早上散步的时间，就在树林里挖野菜，如果孩子们不上学，他就带着孩子们去挖野菜，然后回到家中让厨师将野菜做成菜，端上饭桌，一家人就围着桌子吃野菜，虽然苦涩难吃，但却能充饥，朱德还能趁机对孩子们进行教育。
正是这些野菜，让朱德填补上了超了的粮食，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朱德原本不需要这样节省的，因为他并不是真的很穷，并不是真的没有钱花，只不过，他认为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将省下来的钱用于国家建设上。
对朱德来说，俭朴既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他曾对身边的厨师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是吃粗粮、小（青）菜长大的，身体也很健康。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生活水平之上。”
身为国家领导人，俭朴不能仅仅是自己的一种生活习惯，他这也是要起带头作用，倡导节俭，将更多的钱财节省下来建设新中国，要知道一人节约一点就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大家都节约，那节约下来的就更多了。
所以他精打细算的花每一分钱，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而生活中尽可能节俭，只要能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即可。
所以，除了工资之外，即便有那么一笔钱给他，他也不会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实际上他曾在德国有一笔很大的款子，那是一笔稿费，当然作者并不是他。
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曾在中国生活12年，1941年回国之后为朱德写了一本传记，即《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50年，史沫特莱在去世之前留下遗嘱，将这本书的稿费交给朱德。
这本传记是在1956年出版的，出版后的稿费按照史沫特莱的遗嘱做了转交事宜，这笔稿费很快就到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但朱德却一直没有理会这笔钱，倒是将史沫特莱的一半骨灰放置在了北京，并立墓碑题字，那笔钱就仿佛不存在一样，并未让朱德多看一眼。
中国驻德国使馆本来还在等着朱德过问这笔钱，结果朱德一直没有过问，等到了1958年2月，中国驻德大使馆看到这笔钱还静静地躺在那里，遂请示朱德：“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
95008.30马克，换算成人民币，确实算得上是一笔巨款，而且它已经算是朱德的财产，按理说，朱德直接领回就可以，有了这笔钱，相信朱德一家的生活能得到相当大的改善。
然而，朱德却从未想过将这笔钱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他甚至压根就没有觉得这笔钱是他的，但既然史沫特莱已经去世，而朱德是唯一可以支配这笔钱的人，那他就不得不就这笔钱的去向做出一个明确的表态。
那么，朱德是怎么处理这笔钱的呢？
他给大使馆的批示是这样的：“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
是的，朱德直接将这笔钱用于国家建设，大使馆按照朱德的批示，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的科技书籍，而这些书籍后来都分给了国内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
朱德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见到这笔钱，更没有花在自己身上一分，而是全部用在了国家的建设上。
不仅如此，就是对于自己拥有的现金和物资，朱德也是坚持能不花就不花，能少用就少用，节省下来的就储蓄起来，日积月累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那么这一笔数目很大的现金或者物资又用来干什么呢？难道是留给子孙的遗产？
当然不是，朱德并没有给子孙留什么财产，应该说朱德并没有给子孙留什么物质财富，却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而他储存下来的物质财富则要用于国家建设。
自从有工资开始，朱德就一直在攒钱存钱，直到他去世，他攒了近两万元，这是朱德一生中最多的一笔积蓄，同时也是朱德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笔党费。
这笔钱存得很不容易，是他从工资中一点一点省出来积攒起来的，为此，朱德一家的生活很是清苦，朱德很是节俭，近乎苛刻的节俭。
很多人都知道，朱德当时算是领导人中年龄比较大的了，他出生于1886年，比毛主席大7岁，比周总理大12岁，新中国建国的时候，朱德已经年过六十。
建国之后，朱德在中南海西楼住了二十年，然后在广州郊外的从化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等他再次回到北京之后并没有回到中南海，而是住进了万寿路总参的一处房子里，一直住到他去世。
朱德住进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年过八十，而这处房子里，朱德所使用的卫生间很是窄小，洗澡盆比较高，年轻人倒不觉得什么，但朱德毕竟年龄大了，手脚没有那么灵活了，洗澡盆又很滑，很容易出事。
所以组织上想将这个卫生间改造一下，然后降低洗澡盆的高度，这样朱德使用起来安全度也能有保障。
但当朱德知道这样改造需要花费三四百元的时候，拒绝了组织的安排，并说：“这样已经很好了，不要花这笔钱。”
朱德坚持不肯改造，组织上也只能由着朱德。说起来朱德虽然年龄比较大，患有糖尿病，也算是既老且病，但他的病毕竟和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同，没有太大的问题。
比起毛主席、周总理来，朱德的身体还算是比较硬朗的。但再硬朗，毕竟也是老了，经不起折腾。
1976年，周总理病逝之后，年近90的朱德考虑到毛主席病情严重，因此主动承担了更多的工作。
6月11日，朱德和澳大利亚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会面，这是早就定好的工作，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礼宾司临时改变了会见的时间，但并没有通知朱德。
朱德按照原先的时间到了人民大会堂，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等了很久，等会见结束之后，朱德就感觉到了不舒服，只不过他并没有太过在意，只是等他回到家之后，就开始发起了烧。
当时，康克清让朱德去医院看看，但朱德并没有去，他只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就是吹冷气吹多了，在家休息休息就好了，应该没啥大问题。
谁知道这烧五天还没有退，朱德原本想等到26日会见外宾之后再住院，但病情不由人，朱德来不及会见外宾就住进了医院。
虽然住了院，但无论是朱德还是康克清，以及更多的人，都认为朱德的病很快就能治好，很快就能离开医院回家。
组织上更是鉴于朱德生病，不再由着朱德的主意，直接将朱德家中的卫生间进行了改造，这样，等朱德从医院里回到家以后，就可以用上方便的卫生间。
但谁也没有想到，朱德这一住进院，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而且他的病恶化得非常迅速，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星期，朱德已然病危，康复出院竟成了奢望。
7月4日，朱德开始陷入昏迷，已经无法用语言与这个世界沟通。7月6日下午3点1分，一条冰冷无情的直线向世人传达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朱德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没有机会用到全新的、改造过的卫生间了，但这未尝就是一件坏事，倘若让朱德知道了或者看到了全新的卫生间，或许他会心疼那笔改造的费用，会生气浪费了那笔费用。
是的，在他看来，这笔钱用在他自己身上实在是太奢侈了，应该用在国家的建设上。
朱德病逝半年后，康克清给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主任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汇报了对朱德的文件和遗物的整理，其中有这么几点：
一、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元）全部上交组织，这就是朱德的最后一笔党费。
二、朱德生前所穿的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上交。
三、组织上为照顾朱德同志而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退还给组织。
四、朱德同志生前乘坐的红旗轿车，存放在六所，由组织进行处理。
五、朱德同志生前所发的文件资料上交。
是的，他没有为子孙留下什么物质财产，唯有精神财富，这是他生前就已经对子孙说明了的，正如他所说：“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
难怪毛主席称赞朱德为“人民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