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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于1920年6月从湖南衡阳前线撤防北归至洛阳，到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离去，开府洛阳，历时四载，是其鼎盛时期，吴佩孚曾说：古都洛阳，“人杰地灵”，“为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居天下之中。如果我以重兵驻在洛阳，则居中可御外，宜于武力统一全国。不仅如此，巩县兵工厂近在身旁，武汉、南京两大兵工厂也有京汉、津浦、陇海铁路之便，可以朝发夕至。练兵离不了武器，枪械、子弹，缺一不可”。
因此，洛阳成为吴佩孚练兵的场所。吴开府洛阳的主旨是锐意练兵，奉行“武力万能主义”。
1920年9月2日，吴佩孚抱着“欲平大难须尝胆”的想法，率领第三师抵达洛阳，开始集中精力进行扩军练兵活动。
1、军人干政
吴到洛阳后，北洋政府根据直奉两系的协定，任命他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
随后，吴就设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军事指挥机构。
“公署”机构庞大，除秘书长外，下设参谋、军需、执法、军械、政务、教育、交际、副官等八大处。参谋处下分海军、交通、印刷、铁道、河川等五科；政务处下亦设机要、外交、财政、法律、通信等五科。另外还有随营办务、副官、差遣等各级人员。这个机构名为三省巡阅副使公署，实际上是吴佩孚“振军经武”的大本营。
吴佩孚扩充实力的第一步是招兵买马。
对他的第三师，募兵补足缺额，并裁汰疲弱，进行编练。另外，将师长以下各级军官职务均提升一级，这样，吴的原部下旅长可升任师长，团、营级军官也相应升为旅、团级。新升任师长的军官虽然军职同吴佩孚相同，但他们之间仍保持着上下级关系，一切听命于吴。
因而吴佩孚能掌握的兵力就不仅仅是第三师，而且还有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阎相文的第二十师等。吴佩孚为了培养一批既绝对服从自己，又有近代军事知识的中、下级军官，他先后从直鲁豫三省，招收15岁到18岁的少年，组成幼年学兵三个团。他又抽调各连的连、排级军官到随营学校或军官讲习所，向他们讲授筑城学、兵器学、筑垒教范、射击教范等课程，进行专门军事教育。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吴佩孚虎踞中州，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他威镇长江，遥控中央，手中握有精兵数十万。
1922年7月1日，吴自保定回洛阳。行前通电全国，声明不干涉政治，并希望政府、国会及南北有责者，各尽所能，以定长治久安之基。
但是，吴佩孚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凭借武力，实行军人干政，并达到了“执长鞭而控宇内”的程度。
但津、保派对吴实行杯葛，使吴大感棘手。吴佩孚实行军人干政，遭到社会舆论的抵制。洛阳的巡阅使署，并没有向全国发号施令的职权。
北洋政府设置的巡阅使，按其原来意义的职权，“从理论上说，主要只是统率（节制、调遣）区内的军队”。实际并不完全是这样，“既不以军政为限，也不受地区名义的束缚，形成超省级的太上皇政府”。
巡阅使本来的职权、作用，仅以“会同”区内各省军政长官筹办“目的事务”为限。
例如，段祺瑞在国务总理任内曾经厘定东三省巡阅使的职权范围，其呈文中说：
“奉、吉、黑三省，地居边要，现当欧战期内，我国加入战团，为共同防御计划，有事境外，所有各该省防军事，极关紧要，必须提纲挈领，统筹兼顾，始足收策应联络之效，拟请将东三省军队悉由该巡阅使节制调遭，会同各该省督军筹办。”
由此可见，设置东三省巡阅使只是为了筹办欧战军事。但是在军人政治和军人统治之下，相继在各地建立的巡阅使制度，其职权范围，大大超出了段祺瑞所规定的权限。他们几乎干涉区内一切行政事务。所属各该省军政、民政长官几为巡阅使的附庸，毫无“会同”可言。
吴佩孚标榜“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不干政”，但实际上，他不仅控制着河南、湖北，而且遥控中央，拨弄朝政。
2、吴佩孚对北洋政府施加的影响
在“直系即中央”时期，北洋政府每一次内阁或总统的更迭，甚至每一位阁员的换马，黎元洪、曹锟都要事先派专使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
如果黎、曹、吴之间有意见分歧，吴佩孚除了向来使表明自己的看法外，必向其常驻北京“侦缉处”处长孙丹林致电，要孙再向黎、曹重复自己的意见，一直到意见被采纳才罢休。
从1922年6月至1924年11月，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总统换了三个，先是赶走徐世昌，接着逼走黎元洪，然后是曹锟当上大总统。这虽然不是吴佩孚一人所能为（倒黎为津保派所合唱），但一笔写不出两个直字，吴欲置身事外，而舆论不能容他。
这一时期，内阁更迭高达十人次之多。参与倒阁的主要派别有洛、津、保、府、国会，他们之间相互角逐，使内阁形同虚设。北洋政府实际处于直系的控制之下，有兵就有权，以军权为中心，政治不过是军事的附庸而已。
在颜惠庆、唐绍仪、王宠惠组阁时期，吴佩孚掌握着“直系中央”的“生杀予夺”大权，一手制造了一幕幕阁潮，使政局纷争不息。
黎元洪恢复总统职务后，为了联络西南、促进统一，拟任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但遭到吴佩孚的反对。黎终因受“制于吴、曹武力之下，不能有所发展也”，只好改派亲吴的颜惠庆为内阁总理。为控制黎元洪，吴佩孚处处干政，唯我独尊，特派贴心幕僚孙丹林为总统府秘书长，使大总统失去了任用秘书长的自由。
颜阁倒台后，黎元洪欲“从西南人物选择半数，如内务、教育、农商，由西南名流担任”。并将内阁总理一职由唐绍仪担任。为征求吴佩孚的意见，黎派专使金永炎赶赴洛阳。吴当时表示，任命内阁总理的权力归大总统，本人无意干涉。曹锟为孤立孙中山、分裂国民党，也同意让国民党人唐绍仪组阁。
而黎元洪让唐组阁目的是想“和平统一”西南。但由唐绍仪组阁，实行“和平统一”，恰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相抵触。当黎元洪再派金永炎到洛阳征求吴佩孚意见时，吴便当场攻击唐“取瑟而歌”。
吴不干政的假面具和拥护黎元洪的虚伪再次暴露，“直不啻向黎下逐客令，俾政令不出新华门，自然自行求去矣”。由于颜氏已经辞职，阁揆不便久悬，黎于1922年7月31日改派王宠惠暂代阁揆。
但在8月5日，黎断然发表正式任命唐绍仪组阁令，悍然施展大总统威势，使吴佩孚非常恼火。
6日、7日，吴连发两电，通告全国，对黎元洪明斥暗训：
晓峰（金永炎字）来商组阁事，对唐组阁绝不赞成，以维持现阁为宜。如颜不愿续，以亮畴（王宠惠字）代揆，高（恩洪）可不动，张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适接公府歌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八年上海和会，世间喷有烦言。张容西（耀曾）入阁，妨碍川、粤、滇统一。卢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均不可入阁，致碍统一前途。…金晓峰来，言之再三，不意一回京，卒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以惺惺来洛，貌为周旋？
吴佩孚对唐绍仪组阁的反对立场，横恣神气，不可言状！
吴坚决要求由王宠惠组阁，使黎元洪感到吴逼人太甚。但黎又深感自己没有坚强的实力做后盾，如和吴佩孚僵持下去，不仅内阁难产，且总统的位置也将动摇。
8月23日，黎在电文中说：
“负疚之身，日思晚盖。焚香夜祷，急觅替人，苟利于国，不俟崇阳。巧言饰非，人将共弃。”
实际上是屈服于吴，表示愿意按吴的意旨办事。此时，洛派又传来维持王阁的电文。
9月1日，吴佩孚以“十万急电”到总统府：
“各省均坚欲王亮畴（宠惠）正式组阁，即请元首采纳群言，以答其请愿之热诚。”
19日，黎元洪在吴的强大压力下，正式任命王宠惠组阁。吴荐王组阁，意在联络孙、黎、段、张。而孙亦宣言：“由合法的国会行使职权，以和平的方法促成统一，建设中国。”作为孙对吴友好的答复。
11月23日，曹锟直接出面通电攻击财长罗文干力倒王阁，吴不敢叛曹，通电服从。25日，王阁倒台。27日，吴佩孚推荐汪大燮署国务总理。但由于津、保派的干扰，汪氏组阁11天，知难而退。
11日，由王正廷兼代阁揆十几天。
1923年1月4日，黎元洪任命吴佩孚的亲家、文武兼资的张绍曾组阁。在津、保、洛三派的均势之下，张阁维持了半年，可谓奇迹。
张绍曾组阁后，踌躇满志。一方面向西南提出《和平统一意见书》，从事和平运动；另一方面大谈其“理财”、“废督”、“制宪”等施政纲领，这既与曹锟急于做总统相抵触，又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背道而驰，这就决定了张阁的命运也不会长久。
3、曹锟当总统问题上的态度
1月10日，吴授意部将萧耀南、王承斌、孙传芳等电劝曹锟：
“总统选举运动将蹈项城覆辙，于曹个人及直系与国家均有损无益，请即中止”，等“武力统一”后，再进行选举。这实际也是反对张阁的“和平统一”。
吴佩孚“武力统一”方针既定，为达到目的，他不仅要图川湘，而且要图滇黔和闽粤。所以他一再催促其部将孙传芳进入福建，沈鸿英进入广东。
2月7日，张绍曾致电吴佩孚：
“为今日计，惟有开诚布公，谋各方谅解，庶可昭信天下，促和平统一之实现…若操之益切，则国事前途更不可闻问。”遭到吴的拒绝。
18日，吴致电张绍曾：
“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两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发表。但空言统一，不求实际，殊属非是。”
吴的目的，就是挟闽、粤、桂、赣于腋下，压迫西南就范，实现“武力统一”。
1923年2月，孙中山建立了广东军政府，向日本借款3000千万讨伐北洋政府。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曹锟、吴佩孚联名敦促张绍曾下达“讨伐令”，并发表两任命令。
吴还声称：“解决粤事，须用一半武力。”而张绍曾认为：“兄主武力，然遇有和平之处，似不妨从和平；弟主和平，然遇必须武力处，亦不辞抛弃和平主张。”张绍曾最终还是屈服于吴，拟发表两任命令并欲告诫孙中山切勿在广州组政府。由于国民党议员和津保派议员发生冲突，两令被迫停发。
张绍曾内阁以辞职相抗。张阁在辞职书中指出，孙中山在广州称大元帅妨碍和平统一，吴佩孚干政使内阁职权难以行使，制宪成功无望，因而只有“全体引咎辞职”。总统黎元洪极力挽留。
在“最高问题”上，吴佩孚同意选举曹锟为大总统，但他不同意驱黎贿选，而津保派则实行先驱黎后选举策略。由于曹锟想当总统急不可待，津保派“唆使心腹阁员逼张辞职，而胁走黎元洪矣”。张阁倒台、黎元洪出京，内阁总理由高凌霨暂代。
1924年1月12日，曹锟发表孙宝琦组阁令和阁员名单。孙上台后，“奉行宪政，和平统一”的方针，同吴佩孚“武力统一”相矛盾，于是，吴通过财政总长王克敏力图倒孙。王克敏收买议员，联络阁僚，邀结公府，处处掣肘，孙宝琦则“外联疆吏以自保”，“内借金法郎案、债券案以攻王”。曹锟为拉拢吴佩孚，又转向王克敏一边，并声称：“在府一日留王，逼王无异逼予。”
7月2日，孙宝琦辞职。
3日，顾维钧代理国务总理。5日，吴佩孚推荐颜惠庆组阁，曹锟也表示同意，但遭到吴景濂的反对。后经吴佩孚一番活动，终于获得国会同意，9月15日，颜阁就职。
在北洋政局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也正是吴佩孚武力统一政策发展到顶点的时期。吴调樊钟秀打广东，调张国信打四川，而樊、张都是他收编的河南土匪。甚至有人说：“这不是武力统一面是匪力统一。”
但结果出乎吴的意料，樊到广东后归服了孙中山，张拒绝调动也背叛了他。吴佩孚因把奉张看作是首要敌人，故将嫡系部队用来防奉，而将大量杂牌军用于西南。这些杂牌军有的拒绝调遣，有的投降了南方。
另外，在统一西南问题上，吴佩孚采取了从内部分化瓦解的办法，如在广东利用林虎、洪兆麟，在广西利用陆荣廷、马济，在四川利用刘湘、杨森等。
4、吴佩孚武力统一的步骤
吴佩孚武力统一的第一个步骤是征服广东，并以孙传芳为主要力量。孙传芳要向广东发展，首先要统一福建。1924年1月，孙军突然集中于闽浙边境。2月27日，孙以检阅军队为名到延平，派王永泉代理福建督理的职务，同时，驻省的卢香亭旅、李生春旅也开拔出发。卢永祥得到情报，立即向常山、江山增兵，准备抵抗。
原来，这是孙传芳采用的声东击西之计，故布疑阵，要将王永泉驱出福建。
事情果然如此，3月6日，与孙合作的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致函王永泉，限他三小时之内离开省城。同时，开出省城的卢、李两旅将后队变前队回师省城。王永泉来不及调兵，只得逃出福州。
王永泉先逃往泉州，尔后逃往上海，其部队交与杨化昭。困守厦门的臧致平乘机收编杨部，并合力攻占了漳州。
周荫人与驻闽海军司令杨树庄及广东的陈炯明部联合进攻臧军。臧军退出厦门，最终在浙江常山、江山一带被卢永祥收编。
王永泉、臧致平等被解决后，北洋政府任命周荫人继任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这是吴佩孚叫孙传芳进攻广东的一个步骤。
但孙传芳意在浙江，又不便拒绝吴佩孚，于是答应曹、吴愿意担负进攻广东的责任，但需要北洋政府供给军饷300万元、枪弹500万发。吴因拿不出这些钱和军火，攻粤计划被搁置下来。
吴佩孚的第二个步骤，是压迫湖南取消省宪，归服直系。湖南因仍保持着省宪的外壳，使吴的武力统一政策受到严重阻碍。为破坏湖南的自治运动，他一方面派岳州人葛应龙以军务处长名义，主持岳州行营事务；一面支持岳州各团体通电反对省宪法。
但赵恒惕授意长沙各团体发起民众性的“护宪运动”。葛应龙为了反对湖南省宪，同岳州行营军法处长谭道南以庆贺春节为名到长沙，在天乐居旅馆组织破坏省宪机关，联络各界，散发反宪传单。当吴佩孚得知赵恒惕不肯取消省宪是受政学系的挑拔，便邀请政学系政客钟才宏到洛阳，并轮流邀请湖南军政界要人前往洛阳，施以压力。
湘军因无力抵抗直军，在吴佩孚的压力下，1924年4月9日，赵恒惕向省议会提出辞职，省议会却责成他保卫省宪。赵又只好借口召开军事会议来解决省宪的存废问题。
吴佩孚又派湘籍政客刘揆一到湖南作说客，诋毁省宪。另外指使葛应龙拉拢湖南军官，在军事会议上孤立赵恒惕。但是军事会议的结果，湘军将领一致表示不让赵下台，省宪可以修改而不能取消。吴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此时，唐继尧也派代表到湖南，要湖南勿为直系威力所屈，坚持省宪，并表示愿做湖南的后盾。又因第二次直奉大战在即，各方反直联合战线已经形成，吴企图将湖南省宪纳入“国宪”的计划，宣告破产。
此后，江浙局势日趋紧张，直奉战争迫在眉睫，吴佩孚对湖南省宪的破坏才有所减缓。
吴佩孚的第三个步骤，是利用川军刘湘、黔军袁祖铭进攻云南、贵州。刘湘在吴的唆使下，企图策动云南内部发生政变，再由外部配合进攻。由于唐继尧有控制内部的力量，刘湘放弃了这一计划。
袁祖铭虽垂诞贵州，但在贵州北部和湘黔边境，聚集着川军第一军熊克武部、湘军蔡巨猷部、滇军唐继虞部，兵力雄厚。所以袁按兵不动。吴佩孚进攻滇黔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吴佩孚的最后计划，是利用桂系陆荣廷，先平定广西，然后进攻广东。
124年1月30日，陆荣廷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广西军务督理，调林俊廷为钦廉边防督办，吴佩孚又派陆荣廷的义子马济为两湖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帮助他成立“武卫军”，作为平定广西的基本力量。
陆荣廷因企图向桂北一带发展，并打通到湖南的交通线，因而与沈鸿英发生了冲突。
沈鸿英于广东战败后，吴佩孚对他已不重视，转而扶植陆荣廷。对此，沈怀恨在心。他表面上服从吴佩孚，暗中受孙中山指挥。沈鸿英决定兵分两路进攻陆荣廷，一路攻全州，一路打桂林。
虽然吴佩孚派人阻止他的行动，但他不予接受。4月，沈、陆两军在桂林展开激战。马济的“武卫军”因力量有限，向湖南赵恒惕求援，想借用叶琪、李品仙两旅解桂林之围（叶琪、李品仙都是广西人而在湖南充当军官)。而赵只是答应派军进行武装调停。
6月17日，叶琪部的一个团开进全州，赵恒惕向陆荣廷、沈鸿英双方提出停战建议。沈在湘军的压力下被迫接受赵的建议，于6月27日将围困桂林城的部队退到桂林60里外。这一时期，桂系李宗仁、黄绍闳又组织讨陆联军，占领了宾阳、南宁，沈鸿英军占领了柳州，加之赵恒惕调回了湘军，陆荣廷大势已去。
8月，沈军攻克桂林，陆荣廷宣布下野。吴佩孚利用陆荣廷平桂攻粤计划化为泡影。
吴佩孚依仗军事实力，穷兵黩武，以武力消灭异己，统一全国，其结果是到处碰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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