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一位高僧以其超凡脱俗的佛学造诣和英勇无畏的抗日事迹，成为了人们心中真正的“斗战胜佛”。他就是巨赞法师，一位在佛学和抗战中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爱国高僧。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他是唯一一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僧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传奇人物，探寻他的一生。
巨赞法师，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1908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他自幼聪明好学，年轻时便积极投身革命，追求社会进步。然而，在一次次的革命活动中，他深感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于是决定出家修行，以佛法来净化世间。1931年，在太虚法师的引荐下，他于杭州灵隐寺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从此，他苦心参究佛法，逐渐成为了佛学界的泰斗。
巨赞法师的佛学造诣深厚，尤其对唯识和禅宗有着独到见解。他一生博闻强记，敏而好学，不仅精通梵文，还兼攻英、日、俄、德、法等国语言。他阅读佛经达7000余卷，撰写佛学论著和国学经典研究著述近500万字，其中阅读佛经笔记就多达300万字，这些著作后来汇集成《巨赞法师全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佛学财富。
然而，巨赞法师的一生并不仅限于佛学研究和修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危难时刻，他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7年，年仅29岁的巨赞法师从古寺清修的出家人，变身为奔赴前线的勇敢斗士。他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他大声疾呼：“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救苦救难，除暴安良，消灭害人魔鬼，正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行为，完全符合佛教大乘精神。”
1939年，巨赞法师在我党的支持下，成立了“佛教抗战协会”和“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并拟定《南岳佛道教协会组织大纲》。他发表了《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致抗日将士慰劳书》、《佛家之救亡抗战论》等多篇文章，号召僧人投身抗战。他率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奔赴长沙前线，为抗战作宣传、救护、超度和疏散难民等工作。周总理曾亲笔题写“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相赠，以勉励法师和积极抗战的佛教青年。
在抗战期间，巨赞法师不仅是一位宣传者，更是一位勇敢的战士。1944年，日军入侵桂林，他避难瑶山，协助瑶王李荣保伏击日军，手刃敌寇一百三十余人(存疑)，保护瑶胞免受蹂躏。面对残暴的日军，他一边杀敌，一边怒吼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的英勇事迹在佛教界和抗日团体中广为传颂，得到了徐特立、李济深等社会名流及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巨赞法师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佛学教育上也同样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一生极重佛学教育和僧才培养，曾任教汉藏教理院、厦门闽南佛学院、南岳华严研究社等学府。1946年，他亲手创办杭州武林佛学院，致力发展僧伽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筹备成立中国佛学院，并担任副院长，亲自授课，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佛教人才。
在佛教改革方面，巨赞法师也是功不可没。他自觉担负起佛教变革复兴的重任，提出佛教改革要坚持“学术化”“生产化”的口号，并写成20余万字的《新佛教概论》，明确指出要排除佛教中的迷信毒素，弃伪扬真、澄清思想，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他还对僧伽制度、人才培养、文物整理等多方面都有阐述，为佛教的现代化和适应新时代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佛教事务管理。他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重要职务，致力于推动佛教在新中国的健康发展，团结广大佛教徒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他继续深入研究佛学，同时也关注社会民生，努力促进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1984 年 4 月 9 日，巨赞法师在北京圆寂，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巨赞法师的一生，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他从对知识的追求到遁入佛门寻求心灵解脱，从佛堂的青灯古佛到战场上的奋勇杀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积极奉献与默默坚守，他跨越了不同的领域与时代，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与初心。他以僧人之身行爱国之事，在佛学研究与抗日救国两大领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让后世永远铭记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