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欧阳小红/文 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期。这一历史关口的政策风向如何？
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明年经济工作定下了主基调。与此前的政策相比，此次会议释放了更加积极和明确的信号：“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成为关键词，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转向“适度宽松”，消费提振被提升至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此时，国内经济仍在结构转型中经历深度调整，消费和投资尚待进一步提振；国际上，地缘政治风险、强美元周期和外需压力或加剧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复杂性。
此刻，在充满挑战的局势中，政策如何应对以实现稳中有进，成为观察2025年经济表现的重要窗口。
政策的显著变化
本次会议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消费提振三大政策方向上发生了显著变化。
由“稳健”转向“适度宽松”，标志着货币政策支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力度加码。这一提法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流动性将更为充裕，也表明货币工具的应用将更加灵活，且针对性更强。
根据民生证券报告，2023年以来，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连续六个季度为负。名义GDP增速疲软，反映出经济活力不足。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通过推动信贷扩张，提振投资与消费活力。
而财政政策从“积极”升级为“更加积极”。“更加”二字的背后，是赤字率的提高和财政工具的全面强化。民生证券预计，2025年的政策力度可能进一步超过2020年，延续近年来赤字率逐步抬升的趋势（2020年、2023年分别为3.6%、3.8%，2024年预计达到4.0%）。
此外，提振消费首次被提升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政策将更加向民生和内需扩张倾斜。通过补贴重点消费领域、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振消费已成为拉动内需的主要路径。
此时，货币政策重提“适度宽松”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适度宽松”这一表述上次出现是在2009—2010年。当时，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由“从紧”调整为“适度宽松”。14年后重提这一基调，或表明当前货币政策面临重大转向，旨在应对“复苏压力”与“风险防控”的双重挑战。
在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居民消费意愿与能力仍处低位，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融资成本，激发消费和投资活力。同时，地方政府与企业也需要宽松的信贷环境以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并避免因流动性紧张导致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
此外，在强美元周期下，资本流出的压力增大。货币宽松政策不仅有助于稳住国内经济基本盘，还能通过促进信贷与投资，为经济稳定提供支撑。
然而，2025年的“适度宽松”或更注重精准性与定向性。政策将更多地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避免全面宽松导致资源错配。在执行节奏上，将在保持流动性宽松的同时兼顾通胀与金融风险，强化政策的平衡与调控。
那么，如何理解首次提出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表述？民生证券认为，会议明确提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意味着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决策层将采取更强力度、更灵活的政策工具应对挑战。
比如政策前置：政策“先手棋”而非“后手棋”，通过及时降准、扩大财政支出预期管理，提振市场信心。又如财政货币协同：2025年政策的关键词是“组合拳”，包括更大的赤字空间、更灵活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货币宽松与财政支出协同发力。此外，政策加码力度更大：赤字率或提高，特殊国债或再度亮相，对消费和民生支持扩容，或将推出更大规模的消费补贴等。
货币政策定调转向适度宽松，明年可能会有多大幅度的降准、降息呢？
截至2024年11月底，金融机构加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6.60%，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执行9.5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据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预计，2024年12月央行可能兑现此前提出的0.25%~0.50%的降准计划。2025年，作为投放长期流动性的工具，降准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全年或有2—3次降准，累计降幅在100—150个基点。这将进一步为市场注入长期流动性，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协同支持。同时，买断式逆回购和国债净买入规模也有望适度扩张。
一位资深市场人士认为，2025年可能降准1—2次，降息2—3次。不过，这些工具的使用频率和幅度将取决于经济运行状况、外部环境变化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节奏上，预计降准1—2次，每次0.25个百分点，分别在年初和年中实施，释放流动性1万亿元至1.5万亿元。方式上，降息将以5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主，全年降幅可能在20—25个基点，重点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定。短端利率（如7天逆回购利率）的调整则更为审慎，以避免引发汇率波动。降息可能分两次实施：第一次或在一季度，用以提振市场信心；第二次视经济表现而定，幅度控制在10—20个基点。
芦哲表示，2025年降息仍有空间。从2024年的趋势看，10年期国债利率全年下行幅度达到55个基点，而政策利率（OMO）、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行30、35和60个基点。他预计2025年政策利率降幅或不低于2024年，无风险利率可能进一步下降30—40个基点，推动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为经济复苏创造更好的环境。
芦哲认为，受制于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的约束，财政政策将在2025年承担更多责任。预计赤字率将继续维持在4%左右或进一步提高，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支持消费增长、地方债务化解和基础设施投资。货币政策的配合重点在于通过降准和结构性工具，降低财政扩张对市场流动性的挤出效应，确保地方融资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为，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下，充分利用财政赤字空间或成为未来政策的重点。近年来，财政政策效果受限，或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存量”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以及土地出让收入与税收等“流量”收入短缺等因素的制约。
经济转型“阵痛”与潜力
不可否认，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必然伴随“阵痛”，即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作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正从高速扩张转向存量优化。2024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虽然稳定了购房需求，但供需失衡和高杠杆问题依然突出。
展望2025年，房地产调控可能进一步转向“稳增长+促交易”，重点放在盘活存量资产、推动租赁市场发展，同时避免因大规模救市引发新一轮泡沫。赵伟认为，此次会议在基调上的亮点在于突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稳住楼市股市”。
赵伟表示，会议罕见强调“稳住楼市股市”，反映出政策对资产端表现对实体经济影响的高度重视。会议提出“提高投资效益”，显示出对当前产能情况的更大关注。
此外，“消费信心修复缓慢”亦是当前经济的一大症结。居民资产负债表因房地产价格调整受到影响，加之收入增长放缓、社会保障成本较高，消费疲软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赵伟预计，2025年，相关部门将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障力度，并通过消费券、补贴等方式，激发服务业和新消费领域的增长潜力。
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模式亟需转型，而地方基建投资对财政支持的依赖度依然较高。2025年或将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优化债务结构等手段，进一步化解债务风险，同时加快地方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进程。
与此同时，新动能的积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领域，以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柱。2025年，相关部门可能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研发的财政支持，强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尽管面临贸易摩擦，中国在光伏、电动车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依然持续增强，科技产业的出口表现或将成为外贸增长的新支点。
在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方面，2025年绿色低碳产业或将获得更大政策支持，涵盖新能源、储能、绿色建筑等领域。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表明绿色转型已被明确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轴。
从内需潜力释放的角度看，结构性改善趋势明显。消费结构升级和人口红利的转化，如“银发经济”与“家庭消费”，将成为拉动内需的中长期驱动力。
在短期政策支持方面，2025年相关部门可能集中推出消费券、购车补贴、税收优惠等刺激措施，重点聚焦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和高端服务业等关键消费品领域。
国际变局、挑战与应对
特朗普回归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剧中美竞争。中国高端制造业出口和技术引进或面临更大的挑战。
此外，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正在深化。美国可能继续推动供应链或关键制造业回流本土。这对中国制造业提出了韧性建设的更高要求。面对这一趋势，中国需要进一步强化自身供应链的稳定性与竞争力，同时深入开拓新兴市场。
强美元周期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显著。美联储在强美元背景下可能继续维持较高利率水平，这将对新兴市场国家形成资本外流的压力。2025年，中国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外汇政策，稳定国际收支，同时通过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吸引外资，为经济增长提供外部支持。
此外，全球通胀与能源危机的压力也在加剧。强美元周期叠加地缘冲突，可能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剧烈波动，进而加剧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这对国内能源供需平衡和价格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与此同时，地缘冲突风险不容忽视。然而，通过深化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家、非洲及拉美地区的合作，中国有望在全球经贸版图重塑中找到新的增长机遇。通过推动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和加强区域经贸一体化合作，中国的外贸结构或将获得进一步优化。
2025经济前景：从调整到反弹
2025年，中国经济走势可能由“L”型向“N”型过渡。2024年的经济调整较为剧烈，整体呈现“L”型底部企稳的特征。2025年，随着政策加码和新动能的培育，部分领域（如消费和新能源）预计将率先反弹，经济逐步迈入“N”型增长阶段。
在GDP目标与增长驱动方面，上述资深市场人士预计，2025年GDP增长目标将设定在5%左右，力图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实现平衡。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内需——消费与基建双轮驱动，为经济增长提供核心动力；外需——通过开拓新兴市场外贸，扩大出口规模，优化外贸结构；新兴产业——新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将成为增长新引擎。
从风险与挑战来看，政策执行力将是影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成效的关键，政策工具的精准性和传导效率直接决定政策效果。此外，外部风险依然显著，例如大国博弈加剧、全球经济波动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需要持续密切关注并灵活应对。
展望未来，2025年，中国经济将在内外部压力与机遇中走出关键一步。通过强化国内政策协同、深耕新兴市场、推动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中国有望在深度调整的“阵痛”中实现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并为“十五五”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风从微末起，2025年的中国经济正酝酿新的动能，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