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粟裕：“诸葛亮算得上军事家吗？”
粟裕说：“诸葛亮是一位政治谋略家，打仗不行，更算不上军事家！即使按《三国演义》的描写，他最主要打过两次胜仗，也就是‘两把火’：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而后一把火还是周瑜烧的。六出祁山，当时魏强蜀弱，而他采取正面推进相持，怎么能以弱胜强呢？人说‘诸葛一生唯谨慎’，从军事上来看是不敢用奇兵，不会打仗”。（《粟裕研究文萃》第五集，第183页）
众所周知，粟裕一向谦虚低调，小时即爱看兵书，爱看三国，为何对民间传说打仗近乎“神”的诸葛亮有如此看法呢？
粟裕一向以善打硬仗恶仗险仗著称，而按照诸葛亮的“一生唯谨慎”的用兵打法，这仗根本打不下去。
战争是敌对双方的博弈，是一种精神、意志、士气的综合较量。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战争不可能循规蹈矩，有很多时候不得不打硬仗恶仗险仗。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敢于打硬仗恶仗险仗，粟裕绝对是佼佼者。
孟良崮战役，我5个纵队包围着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但敌又以10个整编师包围着华野。采取“猛虎掏心”战法，将敌第一王牌主力从重兵集团中挖歼，这种强打的决心和勇气绝不是常人所具备的。后来有很多战史研究专家认为，孟良崮战役，只是一个有五成至多不超过六成胜算的仗，也只有粟裕敢下决心“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可见，粟裕打硬仗恶仗险仗的决心、意志、魄力，真是强得不能再强、勇得不能再勇、刚得不能再刚了。
纵观诸葛亮一生所打的仗，由于他“一生唯谨慎”，并将这种谨慎注入到他的每一仗的用兵之中。这使得诸葛亮一生中鲜有打硬仗恶仗险仗的成功战例。不仅如此，当大将魏延等人献出出子午谷的奇计时，被诸葛亮严加拒绝。尽管传说和演义中也有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桥段，但那只是传说，正史并无记载。三国后一时期的邓艾，率几千军士，偷度阴平，直下成都，一举将蜀汉灭亡，这与诸葛亮的不敢用奇用险相比，这是何等高超的战略战术呀！
粟裕一向以以弱胜强以少打多著称，而按照诸葛亮的正面相持拼实力的用兵打法，这仗根本耗不下去。
人民解放军的战史就是一部以弱胜强史，就是一部以少打多史。在这方面，粟裕做得更为出色。黄桥决战，粟裕以7千对敌3万。七战七捷，以3万对敌12万。豫东战役，以20万对敌25万。淮海决战，以60万对敌80万。在这种以弱打强、以少打多的战略态势下，打堂堂正正之战，“与龙王比法宝”的打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粟裕深知，强与弱、多与少是辩证的。粟裕一向反对正面相持拼实力的打法，他虽在战略上以弱打强、以少打多，但在具体的战术运用上，又十分注重以多打少，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敌人。这使得他打的仗每一仗都很精彩，每一仗都很干净利落，给人以气壮山河、酣畅淋漓之感。
而诸葛亮在战略战术运用上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在战略层面上，诸葛亮的《出师表》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这种“疲弊”的大战略背景下出兵，显然并不合时宜。更何况先后六出祁山，连年征战，结果国力大耗，次次无功而返，国势也愈加“疲弊”。在战术层面上，诸葛亮后期主要对手司马懿曾这样评价他：“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司马懿的观点虽有贬低诸葛亮、抬高自己之嫌，但总体还是中肯的。
粟裕一向以机动灵活出奇制胜著称，而按照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一成不变的用兵打法，这仗根本赢不下去。
兵家最注重奇正结合、出奇制胜。古今中外名将概莫如此。在这方面，粟裕可以说是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高度。
毛泽东主席说：“我的战友就数粟裕最会打仗”。刘伯承元帅说：粟裕同志“智勇深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陈毅元帅说：粟裕同志“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张震上将说：粟裕同志“审时度势，深思熟虑，机断专行，出奇制胜”。
可以说，粟裕的这种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战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每一个都很经典精彩。
而通过演义和影视艺术给我们的最深印象是，诸葛亮的用兵“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比如，经常描述诸葛亮会给遂行任务的将军几个锦囊，并要求他们到关键时刻拆开按计行事。这种锦囊妙计看似“一切都在掌握中”，实际上却是诸葛亮按部就班、亦步亦趋战略战术思维的根本体现。因为，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再高明的人也不可能那么前瞻、那么富有远见。尽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节奏较慢，但即便再慢，战场上的情况变化也不会少的，靠关键时候打开所谓的锦囊，“黄花菜早就凉了”，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同样也是如此，每次出兵的方向路线、策略方法大都是一样的，致使魏国早有防备、严阵以待。结果六次出兵都没有达成预期战略目的。显然，靠这种战略战术打败强大的魏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