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生于1910年11月12日，于1985年6月12日去世。华罗庚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解析数论创始人和开拓者，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华罗庚以其卓越的数学成就和深邃的爱国情怀，在中国乃至世界数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正好是是华罗庚诞辰114周年，所以也算缅怀和纪念。
华罗庚在西南联大讲课时，不止一次地说：“高水平的教师总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把难的东西讲容易。反之，如果把简单的东西讲复杂了，把容易的东西讲难了，那就是低水平的表现。”
华罗庚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全家住在昆明郊区一间牛棚之上的楼棚里。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人坐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不久，华罗庚的又一个孩子降临人世。华罗庚实在无力去挣额外的收入，无法将妻子送进医院分娩。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间破屋子里呱坠地。华罗庚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苦孩子，辛酸而不无幽默地说：“这孩子就叫华光吧，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穷困中的华罗庚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黄昆（1919.9.2—2005.7.6），浙江嘉兴人，著名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7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85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获得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6年陈嘉庚数理科学奖、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7月6日，黄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同时，在西南联大期间，黄昆与杨振宁、张守廉三人关系甚好，经常一起激烈讨论各种问题，被称为西南联大“三剑客”。提起这段经历，杨振宁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
对于这一段经历，黄昆颇有感触：
他们两位都是天赋极高、聪明过人，课堂上一些我认为非常艰深的理论，很快就能轻松地掌握。所以在日常交谈中，这些知识成了我们随时讨论的课题。对科学的追求，在他俩身上随时随地都有体现。因而与他俩的交往甚密，我也受到了感染。
1947年，在美国从事实验研究杨振宁工作颇为不顺，甚至被人调侃“哪里有了杨，哪儿就会噼啪响。”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认为自己颇为幻灭（disillusionment）。几个月后，友人回信：我理解你的幻灭，你的烦恼不也正是我的烦恼。同时激励杨振宁将注意力放在自身之外，一起献身科学事业。
这位好友不是别人，正是同学黄昆。
从左到右依次为黄昆、张守廉、杨振宁三人在西南联大时期被称为“三剑客”
西南联大哲学系有一个怪人叫沈有鼎，那个人好像有点神经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什么人的课都跑去听，拎着一个小皮箱，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有一次，闻一多上《诗经》的课，看到沈有鼎坐在第一排睡觉。闻一多说：“等一下，我们等沈先生醒了再讲课。”
沈有鼎人虽聪明，却不修边幅，上课独来独往。他终年身着一件布满污渍的长衫，且匆匆走路，常常自言自语。钱穆说“其为人极可鄙”。沈的另一怪癖就是“唯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唯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
沈有鼎是民国时期研究逻辑学中国第一人，也是西南联大圈子里占卜第一人，占卜水平之高，人人都相信他。那时候日本人要来轰炸西南联大，有一天，沈有鼎占卜，说：“不好了，最近不能蹲在房间里。”占卜结果为“不出门帘凶”，日本人飞机来轰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当时他们几个人都在一起，人人相信他，那段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很早就吃早饭，吃完以后就跑到山上去，到太阳落山才回来，就在这段时间里，日军飞机轰炸，一批人炸死在房间里。事件后，钱穆认为沈有鼎确实水平高。
费孝通说自己在联大任教时，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因此费孝通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是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所以，一吃过早点，费孝通的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
《乡土中国》则是费孝通在西南联大任教“乡村社会学”时的上课讲义，也是费孝通长期在乡村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整理出来的学术成果，一共由14篇论文组成。书名中的“乡土”指的是哺育我们的故土，费孝通在书中说，这里谈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有的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今中国社会的面貌。
联大学术自由，对学生的管理也比较宽松。汪曾祺回忆自己大学经历时，自嘲地说，考入大学，成天“泡茶”（泡茶馆）。他经常逃课，有时，深更半夜，他端坐大树的树枝之上，对着明月吹笛，一度被视为联大学生中的另类。
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终究要阐发点什么了。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在西南联大时，游国恩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米，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先生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夫人问他：“米在哪里？”游先生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
游国恩在西南联大四年（1942年至1946夏季复员），一直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并先后开设了唐宋文、近代诗、韩愈文、黄山谷诗、文言习作等课程。当时的讲义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成的，但并不是为了课题和职称，也不是为申请一级教授，只是为了完成教学。
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休息。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也拉了三十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