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对我国土的践踏激起我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当时，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正在北平汇文中学念书。同学们在大骂张学良“不抵抗”的同时，将愤恨发泄在了张学思身上，用墨汁在其衬衣上写下“不抵抗将军之弟”七个字。
张学思羞辱难当，来到张学良在北京居住的顺承郡王府、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下令不抵抗？为什么丢弃东三省？为什么要背上千古骂名？”
张学良从未见过四弟如此激动，非常意外；待张学思解开身上长衫，露出衬衣上“不抵抗将军之弟”7字时，忍不住也从沙发上蹦起：“四弟，大哥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然后，张学良就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随后眼睛变得血红：“四弟，请你相信我，你大哥绝不是那种卖国之人，杀父之仇、失土之恨，我张学良是不会忘的，总有一天，我会用行动洗刷耻辱！”
但是接下来，蒋介石政府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剿共。1935年秋，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长征、来到陕北，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的战线政策，具体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对东北军进行争取”。
东北军的家乡被日本侵占，蒋介石却把他们调来打内战，国恨家仇的大敌当前、却兄弟阋于墙，这让东北军的绝大多数官兵不满。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也是在1935年12月，张学良到上海秘密会见原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委托他寻找中共关系、商谈联合抗日。
- 说句题外话：在这个期间，中共地下党员、牧师董健吾提出让张学良帮助把3个小学生带往苏联（一个董的儿子，另外是毛岸英哥俩）。张学良安排李杜，将他们送到苏联。
其时，李杜正在参加由宋庆龄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宋庆龄得知后，就让自己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联络中共特科人员刘鼎（陈赓部下）从中沟通。
1936年1月，毛、周、彭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3月，刘鼎赴西安，以他丰富的学识和斗争经验，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张学良和中共的沟通中，其亲信高福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高福源在1935年10月29日的榆林桥战役中被俘。毛主席听说后，给彭德怀打电话嘱咐：“你们要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
彭德怀对此非常重视，曾和高福源同住一个窑洞、长时间深谈。原籍东北安东（今东港）的政治部秘书长周桓，陪着他参观了红军营地。在红军与东北军被俘官兵的联欢会上，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来时，高福源热泪盈眶、自告奋勇要回去说服张学良。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延安）举行会谈，商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中共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
1936年9月，史沫特莱接受了刘鼎的邀请，离开上海来到西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一意孤行，于1936年10月22日、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促张学良进剿红军。
张学良不愿再继续以中共为敌，并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1936年10月29日，蒋介石还是从西安乘火车到达了洛阳，以“避寿”为名、部署“西北剿共”计划。
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往东撤。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西安、对其部属训话，蒋同意。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乘火车由洛阳抵西安，住在距西安城东40里的临潼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内，准备以此处为“剿共”的临时行辕。
1936年12月7日，痛感于国恨家仇的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仍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爱国青年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共同抗日。张学良担心蒋会对请愿的队伍下毒手，特地赶来劝阻；于是，学生们一起向他唱起了歌，“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悲壮的歌声把张学良打动，他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见蒋介石。白凤翔曾参加“长城会战”、深得张学良信赖。
当时，蒋介石已开会通过第六次“围剿”计划，准备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
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
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跳窗逃跑，被士兵开枪击伤，两天后死于医院。
奉张学良密令，担任“西安事变”一线总指挥的，就是白凤翔。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通电全国，发出救国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的当天，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救”）的18个救亡团体，通电全国，拥护张、杨二将军的八项主张。
12月16日，“救亡团体”召开西安市民大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张、杨二将军的爱国行动。
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看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于12月21日发电，支持张、杨的行动。此举、为其日后的命运埋下隐患。
到了这时，人们开始相信：东北军当年之所以不抵抗日军，其实是屈从于蒋介石的方针。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人员都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
1936年12月13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指出：“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专门接见了史沫特莱，向她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并为她提供一切方便。为了保证安全，英语电台就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
当时，史沫特莱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在广播中，她一面概述当天西安的事态发展，一面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
但是、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文，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分析，并对事变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表示不希望张学良公开“三位一体”（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红军结成的军事同盟）。张学良得知中共的态度后，接下来、在和宋子文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谈判时，态度急转直下，要求的条件打了很大折扣。
西安事变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后，史沫特莱在广播中、公开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的秘密允诺。其中的承诺之一，就是允准划定陕甘宁二十一县为中共治理地。
但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承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情，在国统区一直秘而不宣。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不久张学良又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短短的两星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会给中国政局带来怎样的变化，无疑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觉得不到西安采访此事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失职，也是新闻界的遗憾，于是决定去西安。在杨虎城的公馆里，周恩来将西安事变的全部、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范长江。范长江提出要到延安、采访心仪已久的毛主席。
对于毛主席的采访改变了范长江的一生。他本想长期留下来，但毛主席劝他尽快返回上海，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出去。1937年2月15日，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相掀了个底朝天。
1937年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一段：“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授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惟是鉴往思来，不容再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