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眼中的胡适
胡适可以说也算是李敖的老师，但是胡适在李敖眼中，其人格是变化的。
胡适是个比较复杂的人，在旧封建体系面前，他是斗士+旗手；在民国军阀面前，他是怂货+幕僚；在洋人面前，他是奴才+舔狗。这是我的观点。
他在武力面前，缺乏骨气，旧封建势力因为彻底倒掉了，所以，他敢站出来对它吐唾沫；新军阀站在面前时，他马上低下了头，转身跑掉，躲进了象牙塔，但是新军阀不满意他这样做，他马上就出来当了官，甚至后来还天真地想当总统；而在洋人面前，是彻底地趴在地上，头不敢抬，眼不敢平视，四肢不敢蠕动，完全驯服了，洋人于是赏给了他36顶博士头衔，他是博士，但是不明白什么是气节，什么是骨气，什么是民族自豪感。
下面内容整理自李敖的著作《胡适评传》与《李敖快意恩仇录》，是李敖眼中的胡适的真实呈现：
1952 年的台中一中，那是个阳光与希望交织的年岁。胡适先生现身校园演讲，刹那间，仿若磁石引动铁屑，众人皆被其非凡气度与深邃思想吸附。彼时我于台下仰望，他恰似高悬天际的启明之星，光芒虽遥不可及，却足以穿透懵懂灵魂，在我心海激起层层知识与理想的涟漪，自此，其名其说便深植心间，成为我精神征途的隐秘指引。
时光悠悠流转，至 1959 年，于台大校园，命运之轮悄然转动，我终得与胡适先生促膝长谈。那是间盈溢墨香的静谧书房，午后暖阳轻柔洒落，为书卷添暖黄光晕。我们相对而坐，茶香袅袅升腾，氤氲出思想交流的浓郁氛围。我怀揣热忱与疑惑，自学业困扰至文化思索、从历史迷思到人生探寻，皆毫无保留倾诉。先生倾耳聆听，目光专注如炬，适时以睿智言语与丰厚学识，为我拨开重重雾霭。其论治学，力倡严谨实证与独立思索；谈人生，则坚守良知、尊崇真理，恰似智慧长者引领幼雏，为我这在学术莽原迷失方向者点亮前行灯塔，在心灵净土播撒希望良种，令我于知识汪洋锚定航向、于精神苍穹寻得坐标，对其学识涵养与思想魅力更是倾心敬慕。
于学术天地，胡适先生的功绩卓著非凡，堪称现代学术史的巍峨丰碑。负笈哥伦比亚大学之际，他沉醉于西方学术思想瀚海，归国后，凭崭新视角与前沿方法，勇涉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学等深域。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惊艳问世，如盘古开天辟地，以现代学术范式拆解古代思想桎梏，梳理出清晰脉络，为哲学史研究开辟鸿蒙新径，引得无数学人竞相追随之，仿若繁星拱卫明月，奠定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基石。在文学考证领域，先生对《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巨著的精研细究，以显微镜般的文本剖析与地毯式的史料搜寻，为文学研究注入科学实证的钢铁脊梁，令文学殿堂重焕熠熠光辉，昭显作品背后历史情境与文化幽微，后世文学研究皆难脱其庇荫。
新文化运动狂潮中，胡适先生更是执旗奋进的无畏先锋。他以笔为剑、以言为号，力倡白话文革新，《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恰似平地惊雷，震醒沉睡文人，唤醒文学革新的蓬勃力量；《尝试集》则似破冰巨轮，碾碎旧诗格律坚冰，开辟新诗航道，引领文学航船挣脱传统泥沼、驶向现代彼岸。同时，先生倾尽全力传播西方现代思想，引入科学民主火种，为暮气沉沉的古老华夏点燃希望火炬，注入奔腾不息的生机活力，驱动社会文化车轮滚滚向前，于转型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成为时代变革的强劲引擎。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胡适先生亦有其难以遮蔽的黯淡光影。岁月更迭，我渐察其后期显露的疲态与保守。往昔直面权威的凌厉锋芒悄然钝化，在关键问题抉择上，常陷犹豫泥沼，致使诸多革新良机如指间流沙般消逝，文化变革步伐由此迟滞，令诸多有志者扼腕叹息。
犹记某次学术沙龙，学者咸集，热议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困局。一青年学者慷慨陈词，痛陈传统积弊之深重、变革之紧迫，呼吁大破大立重塑格局。
胡适先生却眉间紧蹙，缓推眼镜，以稳健平缓语调主张珍视传统菁华、渐进改良，忧心激进变革致文化断代、社会失衡。会后，我与先生独对，我直言不讳：“适之先生，晚辈以为，文化转型恰似逆水行舟，非猛力难进。今时之势，保守求稳恐陷绝境，安能畏缩不前、错失时代洪潮？”先生目光幽深，摇头轻叹：“李敖，你尚年轻，未解世途艰险。文化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鲁莽激进易酿巨祸，稳妥缓行方为至善。”
我急辩道：“先生，历史转折恰似千帆竞渡，勇者为先。若因循守旧、瞻前顾后，何能开辟文化新疆、引领时代风骚？”先生面色微沉，甩袖而去，独留我于原地，望其背影怅然若失，深知思想差异如渊似海，然仍盼其重拾果敢、再燃革新烈火。
涉足官场后，胡适先生周旋于官场应酬与学术钻研间，恰似困于荆棘丛的飞鸟，虽奋力振翅，却难脱桎梏，学问精进趋缓，研究精力耗散，成果质量与数量俱降，学术高峰攀登戛然而止，未达理想之境，空留千古遗恨。
其“好人政府”构想，本欲为乱世寻良策，以温和改良疗愈社会沉疴、构筑政治清明愿景，却在军阀混战、独裁肆虐的酷烈现实中，如梦幻泡影般消散，沦为无力悲叹。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深渊，诸如特务肆虐、言论钳制、民权践踏诸事，先生虽偶有不满之辞泄露，却多停留纸面、口头劝诫，未化作坚决行动，未化身为民众渴盼的正义铁拳、反抗暴政的坚固堡垒，致使正义光芒在阴霾中黯淡蒙尘，无数苍生在暗夜中长泣难眠。
于个人特质与人际交往范畴，胡适先生性格的复杂多面展露无遗。其待人温润宽和，广结四海宾朋，居所常为高朋满座之所，学界贤达、青年才俊皆沐其热忱恩泽。然此随和脾性，在学术争鸣关键刻，却成拖累。当观点交锋、真理碰撞之际，先生常因人情羁绊，对谬误观点、不合理主张未施迎头痛击，致使学术论辩偏离正轨、陷入混沌泥淖，学术发展步伐因之迟滞蹒跚。
我所撰《播种者胡适》一文引发的风波，便是其性格特质的生动映照。文章付梓之初，先生阅后颇为不快，觉我评价未契其预设完美形象。文中对他在历史关键节点的犹疑、学术理念的守成剖析，被视作对其声名的冒犯。他借友人婉转表意，期我修正观点、重塑金身。时光沉淀、静心思索后，先生对我视角渐能包容接纳，明了我虽言辞尖锐，却发于对他的深沉期许、对历史本真的执着叩问。此态度变迁，恰似剥茧抽丝，尽显其内心对自我认知的曲折探索、对多元视角的艰难拥抱，以及在历史评判与个人声誉间的矛盾权衡。
我曾就其抗战时期某些言行表现与他直面交锋。那是个风云激荡、山河飘摇的年代，国家命运悬于一线。在一场私密研讨聚会中，我直面先生，问及他在抗战烽火中的言论立场。我目光灼灼：“适之先生，抗战之际，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众人皆望贤达振臂高呼、凝聚众志。然先生彼时言论，似缺激昂斗志、坚定立场，未足激扬民族士气、坚定抗敌决心，晚辈困惑，望先生释疑。”
先生神色凝重，缓声而言：“李敖，彼时局势错综复杂，外交斡旋、国际形势皆须通盘筹谋。我冀借外交途径缓敌锋芒、寻国际支援，言语表态不得不审慎斟酌，以免牵一发而动全身，陷国家于不利。”我驳道：“先生，民族生死较量，岂容外交辞令的暧昧模糊？当以热血文字唤起民众同仇敌忾、筑牢精神长城，若言语失锐、立场摇摆，易淆乱军心民心、误国误民，使抗战伟业蒙尘受阻！”
先生闻此，沉默良久，唯余长吁短叹，似为过往抉择陷入深沉反思，而我亦为先生彼时的战略误判与士气挫抑痛心疾首，深知此乃国家抗战精神史的遗憾缺页，影响深远。
附，胡适对日本的态度及观点如下：
在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胡适与一群人组成了一个名为“低调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他们持有对中日战争前景的悲观情绪，认为“战必大败”。胡适在此时表达了“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的观点。
在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时，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并称赞中国政府的对日交涉表现，表达了对未来的乐观主义。
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批评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他还主张主动向日方让步，要求政府以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来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
在1935年，胡适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当日军侵占中国热河省、染指华北时，胡适仍坚持妥协，反对抵抗，认为如若抵抗就会糜烂华北。
胡适认为，日本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是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他还认为，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激烈化是刺激日本出兵东三省的主要原因，并批评爱国运动参与者的癫狂情绪是导致日本侵略的罪魁祸首。
胡适的许多观点，在今天仍然在中国某些精英群体中仍然大行其道，比如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时，就有人主张早投降不如晚投降，主张销毁核武器以赢得美国对中国的宽容，主张服从美国的主张，中国放弃一切高科技的研究，只做下流供应链，以取得美国的信任，等等。
这些观点，都是换汤不换药，来自于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