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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金融行业，特别是证券公司，喜欢搞一个职位，那就是首席经济学家。

结果是一堆出身证券分析、学MBA的技术人员，堂而皇之成为了所谓的经济学家。任泽平这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人，居然不断地在各家公司当什么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有两位很火，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和民间普通水平的吐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引用了大量的数据，然后加上了不少的”金句“。

有些吐槽，我们可能听起来很爽。

但这不是经济学家的作为。

经济学是科学，面对现实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需要拿出的是因果，他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因，导致了什么果。

但这些在两位的演讲中，都看不到，他们不过都是在对现象的描述。

现象在经济学家看来，叫作历史，而经济学叫作理论。

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解读历史。

一个经济学家是不是合格，首先是其理论水平是否合理，如果连基本的理论都没有掌握，不管其在多么豪华的会议上的演讲，都不能叫经济学演讲。

证券公司的所谓”经济学家“的角度，与真正的经济学家又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有服务对象，有客户，他们的演讲，往往针对的中产阶级这一身份。

因此，他们更多的地站在中产阶级这一身份来吐槽，来分析，来展望。

什么中产阶级的负债表崩了呀，这些与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手段与目的关系的科学，如果以一个社会的繁荣、财富增长为目标，那么，什么样的手段是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的。

所有的手段，最终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土地、人力、资本。这三个要素，是研究经济发展或经济衰退的核心因素。

但这两位长篇大论的演讲中，没有对这些基本的生产要素进行分析。

他们甚至不清楚，所谓的经济发展，其实没有那么多华丽复杂的辞藻，不过是生产量的增加。

经济学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明明有土地，有无数的民众，但总生产量却很少，为什么有些地方明明地方很小，人员不多，但生产量却那么高？

唯GDP论，是唯生产量论，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错的，只不过GDP这个指标是错误的，比如，资本品（中间品）的生产，就没有纳入到GDP当中。同时，这个指标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的经济指标，都不过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依据。

因此，大量引用各种经济数据，对于解释经济因果这件事，没有什么意义。

要解释经济因果，还是需要回到具体的个人，哪些因素、事件，导致人的行动出现了与生产增长相悖的行为，或导致了普遍性的错误投资。

比如，管制就是一种限制生产和交易的法律手段，他对某一种生产交易行为作出行政性的规范或完全禁止生产，这就必然导致人们减少生产和交易。

某一个生产要素，不允许投入某一种生产，这就是对最基本的经济发展要素的管制，比如，农村土地。这种管制就将减少投资生产行为，导致有些本可以有利可图的生产行为，不会出现。

比如，印钞就是一种欺诈行为，他本质上是发行了假钞，让市场上持有货币的人的购买力贬值了、受损了，财富发生了转移，同时新增的货币还带来虚假繁荣，最终导致商业周期。

只有宣传正确的经济学理论的人，才能叫经济学家，因为他在不断地向人们传播正确的因果关系。

吐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当不能找到正确的经济因果成因时，大部分吐槽不过是将经济领向另一个错误的方向。

投资界的大部分人，都在用吐槽来期望一次大放水，不管是房市、还是股市。

大多数这种吐槽背后，都隐藏着这一动机，就如任泽平所说，用放水来刺激吧，来挽救中产的财富值吧。

很长时间以来，投资圈的所谓知识分子、精英们，没少进行这种呼吁。

这些”经济学家“所做的预测，也大多不靠谱。

因为，一个地区的未来经济前景，不过是无数人在观念驱动下行动的结果。

在他们的预测中，看不到具体的观念，看不到对这一地区民众观念的分析，而观念就是对现实问题因果的解释。

若主流观念认为大基建是发展经济的好手段，那未来就必然是大基建开路。

若主流观念认为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能带来繁荣，那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就将进一步释放，成为经济的动能。

很可惜，很久没有看到，那些有条件站在聚光灯下的真正的经济学家们谈论这些了。

几年前，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辩论，那属于经济学家们的争论，其主题就是产业政策是否是经济发展的正确手段。

现在这些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既不懂经济学，也没有传播过什么正确的观念，最坏的如任泽平这种，反而天天在鼓吹要印钞救经济。

两位的发言及其后果，这事不讨论，这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也很敏感，我就不评论了，号还要呢。

但今天的中国，的的确确需要真正的经济学家站在台前来讲理论，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们也需要公开辩论。

理论，就是观念的来源，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传播什么样的观念，最终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径，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繁荣或衰退。

券商们把这个职位改了吧，叫首席分析师吧，否则无数民众们都会产生误解，认为这些人就是什么经济学家。

其实大多数这样的人，从他们的发言就知道，连一本正经的经济学理论专著都没有看过，里面大量的各种论述，完全是错误的归因。

不少人总是以为，只要是批评现状，就是所谓良心学者，错了。郎咸平是靠批评国企改革发家的，秦晖是靠批评血汗工厂声名鹊起的，司马南是靠批评国有资产流失上位的。

批评，只不过是迎合了舆论情绪。

真正的经济学家，批评或赞美，并不重要。需要的是传播正确的理论，也即，达成繁荣的正确手段到底是什么？

而当下的中国，最需要一些经济学家来干一件事，那就是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哪些是让经济发展的因，哪些不是？

帮助大多数中国人搞清这个问题，才是经济学家要干的大事。

不清楚因果，就会犯错误。而当下的不少错误，正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归因不准确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