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金萍 深圳报道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目前，我国外贸、房地产、消费等重点领域表现如何？展望2025年，我国经济的前景怎么样？明年重点经济领域的政策将如何发力？
就上述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毅。汪毅表示，明年需要强化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新兴消费的培育。对明年商品房的销售面积、销售额和房地产开发额和新开工面积，他保持中性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回升和亮点。
同时，汪毅认为，“抢出口”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当前的“抢出口”主要受到全球经济形势、贸易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并非仅由关税预期驱动，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更加突出。从政策上看，财政政策将通过扩大规模与优化结构来双重发力，货币政策需在总量调节与结构优化上协同推进。
《21世纪》：2025年重点任务第一条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如何理解这一点，为何需要发力扩内需？哪些领域将在内需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汪毅：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充满挑战，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全球需求疲软且波动加剧，外部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这对我国出口构成了较大的风险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韧性和稳定性，必须依赖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提振内需不仅是应对复杂外部局势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良性循环的核心驱动力。
从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来看，强劲的消费需求可以激活生产端扩容和创新，推动企业扩大产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继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进一步增强消费能力，形成一个稳定且自我强化的经济增长循环。同时，高效投资能够在短期内提供增长动力，在长期中优化产业结构，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为此我们需要在消费和投资领域双向发力。一是强化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新兴消费的培育。文化消费带动的文创产品和体验服务等衍生领域，乡村生态游、历史文化游等个性化旅游，以及改变消费习惯的在线教育、远程办公、数字娱乐等新业态都是培育方向。
二是进一步增加新型基础设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这是未来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包括5G网络建设、工业互联网和数据中心、高端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这些关键领域的投资与发展，将填补国内技术短板，优化产业链布局，增强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如何看待目前房地产市场？
汪毅：从当前市场表现来看，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核心地段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已经展现出房价筑底的迹象，且逐步显现出一定的投资价值，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首先，这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已经趋稳，购房需求正在不断释放。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全国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回暖态势，特别是一线城市表现尤为突出。例如，上海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连续两个月环比上涨，深圳、北京的二手住宅市场也连续两月实现环比上涨，尤其是北京环比涨幅领先全国。这些数据说明核心区域的房地产价格正在逐步企稳，市场信心也在逐渐恢复。同时，交易量方面也呈现显著回升。
其次，政策支持正持续加力。近期，多项稳地产政策落地，起到了积极的托底作用。例如，12月1日开始执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享受契税1%优惠的房屋面积标准从90平方米提升至140平方米，这有效减轻了居民购房成本，尤其是对于改善型需求形成了实质性利好。此外，虽然个别城市房贷利率有所上调，但整体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且未来5年期以上LPR仍有下调空间，这将为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
最后，供需关系正趋向平衡。从需求端来看，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具备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人口吸引力。经济复苏背景下，居民收入逐步改善，购房需求也在稳步释放。而供给端经过市场调整后，房地产库存明显去化，尤其是核心地段的优质房源供应较为稀缺，这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价格支撑。
此外，这些地区核心地段房产还具备较高的租金回报率，能够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尤其在当前资产配置多元化的背景下，这类房产的抗风险能力和保值增值属性更为明显。
《21世纪》：你对明年房地产市场的判断如何？
汪毅：从整体上看，目前去库存的政策还没有达到2014年的水平。同时根据我们调研的数据，近年来50城租售比和居民购房的资金成本之间来比较，相差大概75BP。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十年期利率和租金回报率相比，尤其是降息之后反而低于租金回报率。
因此，我们对明年商品房的销售面积、销售额和房地产开发额和新开工面积，保持中性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回升和亮点。先有销售额的回升，才有房价的企稳，然后才有开发投资的增加，最后就是新开工会增加。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住楼市股市”，请问应该如何做？
汪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住楼市股市”，反映出政策层面对楼市股市健康、稳定发展的高度重视。
在楼市方面，首先要通过优化信贷政策，适度下调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支持首套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从而减轻购房者的资金压力。同时，继续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如契税补贴和个税减免，刺激住房消费需求。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也要加大力度，通过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供给端方面，要合理控制土地供应节奏，避免过度供应导致市场过热或房价下跌，并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监管，推动优质房企通过兼并重组化解风险，保障项目交付，稳定市场信心。此外，推动房地产行业向租购并举和多元化经营转型，增强抗风险能力，也是一项重要举措。
在股市方面，政策的重点是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优化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的入市机制，增加市场稳定性；同时，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拓宽融资渠道，降低企业对股市融资的依赖，避免市场供需失衡。对于杠杆管理，必须实施差异化监管，确保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并及时调整融资保证金比例，防范杠杆过高带来的市场波动。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尤为关键，监管部门要减少不必要的政策波动，增强市场预期的稳定性，同时加强与市场各方的沟通，确保政策信号传递清晰，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误解。
《21世纪》：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外贸形势？
汪毅：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79万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23.04万亿元，增长6.7%；进口16.75万亿元，增长2.4%。结合11月经济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外贸运行总体平稳。
但是也需要看到，我国外贸形势正在发生变化。首先，全球经济形势和贸易格局的变化对中国出口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放缓使得中国出口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同时，国际贸易格局发生调整，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某些产品领域的竞争力上升。其次，出口国别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我国对东盟、非洲、拉美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高于整体水平。再次，部分产品出口值得重点关注，尤其是汽车和船舶等前期表现强劲的产品。汽车出口的走弱，部分原因在于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导致对欧盟的出口受阻，未来需密切关注中欧谈判的进展。最后是“抢出口”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当前的“抢出口”主要受到全球经济形势、贸易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并非仅由关税预期驱动，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更加突出。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请问我国应该如何稳外贸、稳外资？
汪毅：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应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强国内市场的自给率和稳定性，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例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保障、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保体系等，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稳健增长。
同时，需要进一步推动外贸多元化，通过拓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合作，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强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开拓新兴市场，优化出口市场结构，分散贸易风险。我国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减少对国外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降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增强与各国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请问你预期政策将如何落地，如何根据外部环境对政策进行调整？
汪毅：在财政政策方面，我认为支出端可通过扩大规模与优化结构形成双重发力。一方面，财政赤字率适度提高，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的发行将为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提供资金支持，拉动有效投资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具针对性，重点聚焦基础研究投入、生态保护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补齐发展短板。同时，收入端将延续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对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企业提供精准支持，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根据外部环境，财政政策也将灵活调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财政支出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加快项目审批和资金拨付；在国际形势紧张时，加大对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稳定外贸的同时培育国内市场需求；而在财政可持续性面临压力时，政策重心将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绩效管理转移，确保赤字规模的可控性与资金回收效率。
在货币政策方面，可重点在总量调节与结构优化上协同推进。总量上，政策将适时采取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同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扩大社会融资规模，满足经济增长的资金需求。在结构上，货币政策将定向支持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充分运用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工具，加大对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针对新兴产业与消费金融等领域，适时创新新的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面对外部环境，货币政策亦将保持灵活调整：在全球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适度跟进以保持国内市场的竞争力，防范资本外流与汇率波动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灵活调整操作节奏，确保国内金融市场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