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3日，解放上海战事进入尾声，汤恩伯乘军舰逃走时命令被蒋介石称为“敌后英雄”的刘昌义，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此前，蒋介石于5月12日离开上海，到马公岛遥控指挥。5月23日，解放军多路进攻，汤恩伯见大势已去，带着4万人马乘着军舰离开上海。汤恩伯奉蒋令，任命第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刘昌义是河北高阳人氏，原为冯玉祥部的第二军副旅长。七·七事变后，他在张家口组织游击战。1940年，刘昌义部生活困难，他便以“诈降”方式到南京会见汪精卫，汪不知是计，拨了一笔款给他。一周后，刘昌义倒戈反击，拉起队伍同日伪军打了一仗，歼灭日伪军800余人，俘虏日军军官数十人。
刘昌义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赏识和宣扬，蒋介石称他为敌后英雄，将他的部队扩编为暂编第十五军，刘昌义荣升为中将军长。从此，驻河南的日军对他恨之入骨。
1944年，日军岗山司令集中了3个师团兵力，围剿刘昌义。他发誓“活捉刘昌义，消灭刘昌义”。刘昌义在许昌一仗虽狠狠地教训了日军，但部队伤亡惨重，牺牲1名师长、4名团长。
就在刘昌义与日军拼命厮杀之时，河南的汤恩伯率第三十一集团10万之众，在日军的追击下，如丧家之犬，一溃千里。毛泽东评论说：“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毛泽东所指的杂牌军就是刘昌义的第十五军。
在上海岌岌可危时，汤恩伯想到了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
刘昌义清楚地知道汤恩伯的真正目的，并不是重用他，而是利用他指挥杂牌军，掩护嫡系部队撤退。刘昌义安排好防务后，连随员都不带，自己就开着黑色轿车，到了地下民革刘云昭的家中，两人商量后决定，刘昌义率部起义。
刘昌义按照刘云昭的指点，回到第五十一军军部，向副官刘凤德吩咐了一番。刘凤德答应后，立即跑到曾在何柱国部队当过额外参谋的王仲云处，王仲云又立马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田云樵。在田云樵的帮助下，找到了解放军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政委罗维道，很快就接上了关系。
刘昌义打电话将二十一军、一二三军的参谋长们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说：“能走的都走了，我们都是替死鬼。万里长江都挡不住共军，小小苏州河能挡住共军的攻
势吗？我看，共军过苏州河也就是眼前的事。”刘昌义扫视了诸位参谋长后，提出问题说，“诸位，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打是死路一条，逃也是死路一条。黄浦江已被共军封死了，大家看怎么办？”
二十一军参谋长说：“我们听你的，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刘昌义一拍桌子，坦言相告说：“我已派刘凤德去找共军谈判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起义！”
几个人应声附和着说：“行啊，我们起义吧！总比等死强啊！”
刘昌义一挥手说：“就这么办！你们回去赶快作好起义的准备。”
会议刚结束，刘凤德便兴冲冲地回来了，他眉飞色舞地说：“副总司令，我已同共军二十七军接上头，他们在桥南的劳工医院里等我们去谈判签字！”
刘昌义将手一招，大呼一声：“我们走吧，我要亲自去谈判！”
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等接待了刘昌义一行。
双方一阵寒暄后，刘昌义切入正题，他向聂凤智等报告了国民党军在上海的作战形势及汤恩伯、陈大庆、石觉已登舰逃跑的确切消息，并交代了守上海的各军番号及守军情况。他说：“我还有4万官兵，有大炮、坦克和各种美式枪支及5个仓库的弹药。我决定率部起义！”
聂凤智热情地说：“我代表我军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刘将军的壮义之举，刘将军弃暗投明，是十分明智的，但是，刘将军应该明白，目前国民党军在上海已无回天之力，根据这一情况，你现在找我们谈判，只能称作投诚！不能称起义。”
刘昌义一愣，投诚与起义在今后的待遇上有很大的差别，起义可以保留原编制、番号，还可加入解放军行列，投诚就不同了。
为此，双方交涉了三四个小时，一时不能作出决定。聂凤智只好发电报请示陈毅。5月26日凌晨1时，聂凤智向刘昌义宣读陈毅的命令：
一、接受刘昌义投诚；
二、限刘部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3个村庄待命；
三、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
四、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聂凤智宣读完毕，刘昌义同意签字，解放军迅速接防，避免了上海的严重损失。
上海解放后，在解放舟山的战役中，刘昌义协助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做了有益的工作。此后，经过多方研究，刘昌义起义将领的身份最终被证实，刘昌义担任了第一至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委员、常委等职务。1994年，刘昌义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