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要命的来了
清朝的历史，有点奇特，一过清初，就到了晚年，进入“晚清”，还没中兴，就已衰落，似乎不合一代王朝的惯例。
怪起来，清初诸君寿命长，可能是个原因，但更为要紧的是，英国人来了，带着革命来了！一手民主革命，一手工业革命，这两手，哪一手，都是颠覆性的，都能要了清朝的命。
清朝，已不能像以前的朝代那样，可以在天朝的观念里，靠着历史形成的体量，躺平了发展，因为要命的来了。
自以为功德圆满，乾隆皇帝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也曾“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搞定了“北虏南夷”——俄国与荷兰，但他却惹了最不该惹的国，他为什么要拒绝英国？
通常的说法是，他自以为是，不通夷情，以至于给子孙招来横祸，其实正相反，他知道得太多，经历了太多，被历史的经验束缚住了，背负了他本来应该放下的一个历史的包袱——法国大革命的包袱，说起来，有点不可理喻，什么包袱不好背，为何偏要背法国大革命的包袱？这就涉及当时中国与法国的关系。
在欧洲，同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便是法国，那关系，从路易十四和康熙时代就已建立，东西两帝，彼此仰慕，互相欣赏，为此，路易十四派遣使团来中国，向中国皇帝致敬，还派教士来康熙帝身边传授西学，协助康熙帝开展对欧洲的外交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693年，帝患疟疾，命在旦夕，刚好，法国教士洪若翰一行赴京，用药治愈，故帝于京城西安门一带，赐地筑屋，安顿教士，又以法国教士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
康熙帝尝到了传教士的好处，所以让白晋转请法王路易十四，增派教士来华。路易十四接见白晋，问起康熙帝——那位东方的“太阳王”，白晋不吝赞美，但话头一转，又说：还是不能跟您媲美，如果他在宗教问题上也能荣幸地像您，那么他就与您完全一样，荣列为曾经统治过人世的完美无缺的君王之一了。五年以后，路易十四又派了第二支传教团来华，人数多达15名。
乾隆时，路易十五亦遣使来华，给乾隆帝带来厚礼，本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礼节性的原则，乾隆帝也动了个“破天荒”的念头——也派个正式的国家使团去法国，回敬法王。
其时，乾隆帝身边，有位法国教士，汉名“钱德明”，他是第一个将《孙子兵法》译介欧洲的法国汉学家，在给妹妹的信中，他提到过“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可惜的是，“法国王室的期待”竟然落空了，该使团终未成行，原因就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革命，始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7月14日，1793年1月21日，雅各宾党人以叛国罪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以其发明的斩首机将他斩首，此亦真可谓作法者多自毙了。
一个国王，发明什么不好，为何偏要发明斩首机器？他应当执戈于疆场，怎能操刀于刑场？那是侩子手勾当。可见他闲得多么无聊，想法又多么荒唐，总想着拿臣民的头颅给他的国家机器试刀，为他的王权主义开光，结果，报应落在自己头上。
乾隆帝已知路易十六的下场，狐悲之余，难免深思，他要早做防患，用文字狱防范中国的启蒙运动，用闭关锁国防范域外革命输入，恰于此时，英国使团马嘎尔尼一行来中国了。
英国，不是革命的先驱吗？不也率先流行着砍国王的头吗？它为什么要在此时派使团到中国来？难道它向欧洲输出革命还不够，还要来中国输出革命吗？看来英国人是来者不善！
当时随行副使斯当东，似乎看出这一点，他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提到“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对此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
岂止“与法国为邻”，还有革命呢？砍头呢？这一切，英国不都是先行者吗？斯当东虽然看到了问题，但他并未理解问题的严重性，在乾隆帝的眼里，早已把他们看作了不祥之人，带着欧洲的杀气来中国，尤其英使展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新兴成果，过于先进，皇帝看不懂，也不想懂，哪来什么需求？唯有拒绝了。
英国人看中国
这位斯当东，可以说是英国第一位到过中国，见了皇帝，并记录当时所见而留下一本《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人。
他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印象，是基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黄金时代”对万历时期的明朝中国的认识形成的，跟他亲眼所见的中国不一样，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明朝与清朝的中国，不是同一个朝代，也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上，拿着“黄金时代”对万历时期的印象来对照清朝的中国，从里到外都走了样。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当然不是仅凭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他们还有自己的两位“培根”先生。
第一位，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与马可·波罗同时，同法国教士鲁布鲁克交往，也许还读过《鲁布鲁克东行纪》，并以此成为了第一个听说了“中国”的英国人。不过，那时的“中国”，不叫中国，欧洲人称“契丹”，也不分契丹、蒙古、中国，总之，先入为主，他们先跟契丹打交道，也就称蒙古和中国为“契丹”。
契丹乃辽国，原在中国北方，金灭辽时，远遁西域，在中亚以儒教立国，用中国文化同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打交道，这样一来，中国同西方的交往，就以契丹为代表，与西方交流的中国文化也被契丹化了，这就如同刘凤翥《契丹国号解》所“解”的那样，“契丹”者，“大中”也，是包含了蒙古和中国的“大中国”。
鲁布鲁克到过中国，可他到的是“大中国”的蒙古，那时，蒙古已灭了契丹国，但元朝未立，故其未至中国本土，而马可·波罗到中国时，元朝已立，所以他能游历整个“大中国”。
罗吉尔·培根通过鲁布鲁克所了解的中国，只是“大中国”的一部分——蒙古帝国，他在自己的《大著作》里，也提到了“中国”，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在一位英国人的著作里。
而这位英国人，还是个炼丹家，对火药尤有兴趣，在《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一书中，作者这样写道：西方人对火药的第一条记述是学者罗吉尔·培根所录。
然而，在当时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作者哈桑·拉曼，成书于1285至1295年间）中，则不仅记载了火药源于中国，称之为“契丹花”，还记录了火器，也是从中国传入的，称之为“契丹火箭”，同时，又指出埃及马穆鲁克军如何将中国竹制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发展为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
相比之下，英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何等贫乏。
于是，知识不足，想象来补，到了14世纪，英国人约翰·曼德维尔根据自己对东方的向往和想象写成《爵士游记》，欧洲早期有所谓的“神游旅行者”用二手材料写游记的传统，本书即是作者在参考了马克·波罗和鲁布鲁克的中国游记后写成的。
由于作者并未真正到过亚洲，全书皆由想象而成，故其描写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地理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真正的旅行极其困难，因此本书仍然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作者在18世纪甚至被约翰逊博士誉为“英国散文之父”。
过了三百多年，等到第二位培根先生——弗朗西斯·培根到来时，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猛然地升华起来。
新认识趋于新高度，开了“四大发明”先河。
“四大”说，由来已久，16世纪，先有意大利人卡丹，称“三大发明”——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为“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7世纪之1620年，在《新工具》里，培根接着说：“再明白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在世界范围内使事物的所有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但他们都不清楚“三大发明”的来源，对此，弗朗西斯·培根用了“暧昧不彰”一词，当然，这其实还是取决于他本人的兴趣，如果他真想搞清楚，还是有可能的，最起码，从罗吉尔·培根的《大著作》里，可以找到有关火药的契丹来源。
尝试中国通道
若要从根本上搞清楚来源，还得到中国去。可当时的英国人却去不了，由于同西班牙交战，海上贸易的海路被西班牙封锁，于是，换个海道，改从北海出发再往北去，又被北冰洋阻挡，海路不通，那就借道俄罗斯另走陆路，结果遭到沙皇拒绝。
最为尴尬的是，伊丽莎白女王本人曾给万历皇帝写过三封信，均未送达，后来就下落不明。近有作者李超平，于《同舟共进》发表《致万历帝：英女王迟到的来信》一文，让我们一睹中国皇帝躺平时，英国女王及其国民举国上下进取的情景。
还在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前——1573年，这一年，便是万历元年，也就是万历帝登基的那一年，英国就问世了《海上统治》一书，作者威廉·布尔，是一位皇家海军炮手。
书中指出，从英国前往中国，有五条通道，其中两条：非洲通道——经好望角入印度洋；南美洲通道——由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这两条通道，被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控制了。
另外，还有可能的通道，分别是：东北通道——海陆并行，先从海路，行至挪威北端，往东拐入北冰洋，再改走陆路，必经俄罗斯，然后抵达中国，沙俄不允，故此路不通；北极通道——越过挪威，从北冰洋一直往东，但冰封雪冻，天寒地冷，无法通行；唯有西北通道——往西北，经由格陵兰岛，越大西洋，达加拿大东北端，过北极群岛，向西抵达白令海峡，由此转向南下，就能到达明朝北边的囊哈尔卫——今库页岛北部，此路或可一试。
1576年——万历四年，英伦六月，马丁船长试航西北通道，途经格陵兰岛，遭遇海上风暴，船沉一，返回一，惟马丁船长仍然航行，行至加拿大东北海岸外的巴芬岛，遂以“伊丽莎白女王”命名，此行，虽未能通往中国，却无意间发现了加拿大。
1577年，伦敦商人洛克成立“契丹”（CathayCompany）——“中国”公司,注资5150英镑，伊丽莎白一世出资1000英镑，马丁再次前往西北通道采金，5月底启程，无果而返。一年后，马丁又出发，采了一堆“傻子金”——黄铁，归来露馅，导致“中国”公司破产，洛克被打入监狱，女王投资也打了水漂。此后，还有过三次，都未取得进展，从此300年间，再也无人问津了。
但女王要通商中国的决心未变，1582年——万历十年，她亲自给万历皇帝写了一封信，曰：“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丽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提到了这次旅行，送信人约翰·纽伯莱从伦敦出发，通过地中海，在到达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时，被葡萄牙人逮捕，押送至印度果阿，死于印度，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也就无法送达中国。
可女王就是女王，绝不轻易退场，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7月1日，她给万历皇帝写了第二封信，又委托给了两位伦敦商人，这次换了航道，改走西印度群岛，结果下落不明。
那就再来一次，总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一股子狠劲，给大英帝国打上了一个国格的烙印。1602年——万历三十年，也就是她生命尽头的前一年，她第三次给万历皇帝写信。
一如既往，信未送达，但这一次，也许冥冥中，有女王的在天之灵保佑，信件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能知其所云。
信中，提到了她的那位信使——总领航员乔治·威茅斯，恳请万历皇帝检验一下信使带来的商品，看看有哪些好用，以便今后通商。她还谈到了她对“中国”的了解，一来据于各方文献记录，二来通过商人的倾述，称“中国”为“雄伟帝国”，赞万历帝，不但立国“伟大”，而且对“远方的客人”充满“仁爱”。
正是这两点，鼓舞她寻找通往“中国”的航海路线，她告诉万历皇帝，她曾多次鼓励探险者穿越北域，去探索更近的通道，其中一些船只，至今未归，杳无音信，很可能由于冰冻海洋和极寒地带而失联，尽管一而再地失败，但她表示还要再来。
于是，便有了这一次的航海行动，其结果如何呢？天知地知，女王不知。由此可见，女王虽然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但她还是难以突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联合的贸易垄断与海上封锁，连一封信都送不出去，还如何成为“海上统治者”？
女王辞世后，詹姆斯一世继位，秉其遗志，又接着给万历皇帝写过两封信，但还是没有送到。幸好，女王生前留了一手，1600年12月31日，女王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状，赋予其商战合一的国家职能，使英国的国家机器以公司运营的方式行驶于汪洋大海之上，没想到正是这家公司突破了西葡帝国的海洋霸权。
很快就有了进展，1635年，第一条英国商船来到中国口岸，但初来乍到，所获有限，据说，还被明朝官员敲诈了一把，为开拓对华贸易，1636年，英国商人组成“葛廷联合会”。
当时，查理一世在位，授予该会对华贸易特权，还参股了一万英磅，以威德尔为船长，率炮船6艘，开往中国。
1637年——崇祯十年，船队抵达中国，驻泊虎门，遭明军亚娘鞋炮台炮击，在鸦片战争两百年前，开启明英虎门之战，英船火力虽猛，但远道而来，不敢恋战，但求通商，故未战败，而欲妥协，明军方面，因其历来与葡人战，与荷人战，皆不落下风，故其战力有所不及，却颇有敢战的气势——毕竟未食鸦片。
于是，威德尔船长与明朝总兵立约：英国人以每年缴付皇上20000两白银、4门铁炮和50支火枪为代价，获得与华贸易并在中国居住的权利，可以如葡萄牙之立商馆于澳门。
行笔于此，难免一问：如查理一世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也写一封信给崇祯皇帝，是否就能免于一战，而有个更好的开端呢？魔鬼藏在细节里，英明与昏庸，于此立判，政治命运亦判然两样，女王生前人民拥戴，死后人民景仰，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以革命的名义砍了头，无独有偶，崇祯帝也在大明宫里上吊。
其时明、英，都在经历转折的国运，英国的国运，因革命而上升，中国的国运，则由于明亡而下沉，以至于清。
从威德尔船长到马嘎尔尼，百余年间，对华贸易又被“海上马车夫”荷兰东印度公司把持，英国见绌于一时。
拒绝胜利者
然而，英国革命后，克伦威尔扩军，新建陆军逾三万，且扩充海军三倍多，主力舰由原来40艘扩增至120艘。
当时，荷兰人以其海军和资本优势，在世界各地排挤英国，垄断了从北美到东亚、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贸易，尤令英国人难忍的是，荷兰人打着“海洋自由”的旗帜，竟然在英国海域捕捞海产品，并在英国市场上出售，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克伦威尔出手，挥舞其砍了国王头颅的“革命“之刀，砍向荷兰。
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航海条例》，条例规定，一切输入英国的货物，都得由英国商船载运，或直接由产地国的船只运送到英国，这就意味着，对航运采取国家主义的保护政策。
此举，也就等于否定了荷兰的“海上马车夫”的海运资格，这对于以“海洋自由”的名义垄断了全球海运的荷兰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这一手又准又狠，打在了荷兰的“七寸”上，于是，英荷开战，从1652年到1784年，百余年间，打了四次战争。
第一次，1652年至1653年，打了一年多，英国胜，1654年，签订和约，据约，荷兰接受《航海条例》，承认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拥有同等权益，为通往中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二次，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荷兰乘势袭来，1665年至1667年，又打了两年，此次，荷舰潜入泰晤士河，奇袭伦敦，击溃英国舰队，迫使英国放弃上次海战的全部收益。
第三次，1672年至1674年英荷之战，为荷法战争一部分，路易十四图谋荷兰，以40万英镑贿赂英王查理二世，并许诺打败荷兰后，割让荷兰一岛两城给英国。法以陆战胜荷兰，长驱直入，荷兰决堤防御，举国入海，全民海战，击溃英法联合舰队。
第四次，1780至1784年，荷兰在法国打击下，趋于衰弱，英国亦以荷兰支援美国独立战争为由，重启英荷战争。
荷战败，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同英国的商贸竞争力，英国曾向荷兰借贷了巨额国债，以此为借口，也可免付利息，并在战后，继续以低价，向垂头丧气的荷兰商人收购其国债。
战争红利越滚越大，此前，执世界金融牛耳的阿姆斯特丹，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战后，被伦敦取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亦受战败影响，出现了巨大赤字，于1799年宣布破产。
当年的“海上马车夫”及其殖民帝国，终于被英国收拾了，失去北美十三州的巨大损失，转以收割荷兰来补偿。
最后一战的关键，已非海战，而是金融战争。
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面对资本过度的荷兰帝国，采取了国债化的发展战略，向荷兰大举国债，以此掏空荷兰。
资本无国界，唯利是图，就其本能而言，资本能躺平了赚钱，就不会靠战争发财，能以钱赚钱，就不会自动转化为产能，深谙资本的英国人，针对资本过剩的荷兰人，挖了一个国债的坑——将源源不断的荷兰资本转化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能，再将工业革命的产能不断输入英荷战争，借荷兰人的钱打败了荷兰。
十八世纪时，荷兰曾向当时欧洲许多国家提供借款，尤其是对英国的投资最多。据统计，1737年荷兰投资英国国债高达1000万镑，占英国国债总额的27.7%；1762年荷兰投资为3000万镑，占英国国债总数的25%；1774年为4600万英镑，约占25%。
英国当时，处于往来帐目亏空状态，是一个资本净流入国，这种亏空，必须通过外资流入来弥补。从18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末，英国国内储蓄率增长了50%，投资率却增长了80%，这意味着储蓄的增长，不足以满足工业投资的需求，需要外资流入作为补充。在整个18世纪下半叶，英国国内储蓄，仅提供了工业2/3的投资，另外1/3，则靠外资流入，其中，主要就是荷兰资本。
1770年，荷兰人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投资约为100万镑；1791年，英格兰银行股票的1/6为荷兰人持有；1773年英国政府从荷兰借入100万镑，以资助英国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
英国的国债政策，是为工业革命配套的金融革命，一方面，国债为英国提供了筹集战争资金的手段，另一方面，国债的偿还也给英国经济带来了压力。但通过有效的财政管理和债务转换，英国成功地将短期债务转换为长期债务，降低了债务成本，并通过建立偿债基金等方式，增强了公众对政府和国债的信心。
十八世纪，英国不但以工业革命的产能吸引各国的套利资本，而且以金融革命开发的资本市场安顿国际游资，通过发行国债、建立英格兰银行等措施，建立起现代化的财政制度。
对于这一切，乾隆帝也许不了解，但有一点他是明白的，那就是大清朝的盟友荷兰被英国打败了，而且带着打败荷兰人的锐气和杀气到中国来了，“可怕的英国人”啊！往小了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往大了说，是英国利维坦来访中国龙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