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集中谈谈郭建勋的近作，长篇小说《清平墟》。
这部作品首先有几个显豁的特点：
一，流转明快的故事，剧感十足，视觉感充沛，对话气口准，逗引性强。
二，“聋哑”叙述者，“一时幻化”的文学之眼，接续中国志怪传统，自由出入“幻境”与“绝境”。
三，劲道十足的笔力，直截了当的快意叙述和“幻化”点染的浪漫、情采兼备。
四，结构关系中的人物，人物之间的对称、对照、映照自觉。
总体上，我把《清平墟》看作是一次优异的基于文学本位的“故事新编”。
一，《清平墟》基于宝安文史记忆的“故事新编”是文学本位而非史学本位的。这一点对文学家来说看似应当其实不易，基于各地文史、社会记忆的“故事新编”流于刻板史学乃至流于新闻化的情况所在多有。《清平墟》对“故事如何新编”，在叙述者选择、故事流转、人物结构、与刻板历史叙述的距离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清屏墟”营造的这座文学之墟，“死亡之墟”，提供的是一次死里逃生的文学体验。它以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宝安的历史境遇为背景，以对名伶的沉迷为引子，以佛家的智慧为楔子，以儒家为正气，以生物鬼怪为底色。强悍的自然生命力、儒家的正气为现实的“死亡之墟”的“死里逃生”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接续中国志怪传统的文学之眼为“死里逃生”提供了幻境中的可能，两相对照，既令人心怀敬畏又细思恐极。
三，《清平墟》叙述者亲近的生命力是尊重死亡处境、尊重生命芜杂、晦暗、残酷本身的自然生命力。各色人物的死不扭捏，裸呈着，叙述者下手够有决断力、够强悍，这种雄健深沉的劲道是当代文坛稀缺的品质。
我还想继续谈一下基于文学的“故事新编”里，故事、历史、记忆和现代（性）的文学意识的关系。请看如下一段文字：
把女人意象和死亡意象混合在第三种意象即【清平墟】的意象中，这是【郭建勋《清平墟》】的独特之处。他【作品】中的【清平墟】是一座陆沉的城市，不是陷落到地下，而是陷落到海底。这座城市的冥府因素——地貌结构、被遗弃的【茅洲河】河床——在他笔下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模式。但是，对于【郭建勋】来说，在这个城市的“充溢死亡的田园诗”中，最关键的是现代的社会【上】层。现代性是他【小说】中最主要的关切。由于它（现代性）打碎了理想。但是，恰恰是现代性总在召唤悠远的古代性。这种情况是通过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产物所特有的暧昧性而发生的。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
张克
以上文字里，【】里的文字是被我替换的，用来匹配这部《清平墟》的具体内容。如果各位读者觉得，这段话用来评论这部《清平墟》的精气神也颇为合适，至少不离谱，我想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来了。
其实这段文字是本雅明评论波德莱尔如何写19世纪巴黎街道时的文字：
把女人意象和死亡意象混合在第三种意象即【巴黎】的意象中，这是【波德莱尔诗歌】的独特之处。他【诗】中的【巴黎】是一座陆沉的城市，不是陷落到地下，而是陷落到海底。这座城市的冥府因素——地貌结构、被遗弃的【旧塞纳河】床——在他笔下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模式。但是，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在这个城市的“充溢死亡的田园诗”中，最关键的是现代的社会【下】层。现代性是他【诗】中最主要的关切。由于它（现代性）打碎了理想（《忧郁与理想》）。但是，恰恰是现代性总在召唤悠远的古代性。这种情况是通过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产物所特有的暧昧性而发生的。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
请对照波特莱尔德诗歌中的巴黎和郭建勋小说中的清平墟。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如何把现实的、正在生长变化的巴黎街道变成文学的巴黎之城，后者则是把既有的、过往的历史记忆故事新编成一座文学之墟，一个处理当下一个处理历史，但其实处理的方式确是高度一致的，把本雅明的评论修改成对《清平墟》的评论，大体上并无不妥，甚至可以说还有贴切之处，尤其“现代性总在召唤悠远的古代性”这一点，在《清平墟》“聋哑”的叙述者接续中国志怪传统，自由出入“幻境”与“绝境”上有生动的体现。
怎样理解，看似不同的现实的、当下的社会处境、经验和既有的历史、记忆在向文学转换过程中的共通性，本雅明的答案是，正如这段话的末尾说的，“这种情况是通过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产物所特有的暧昧性而发生的。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
这里所说的“暧昧性”，“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梦幻意象”，而不是某种既定的、规训的刻板社会、历史定论乃至乌合之众的某种幻想，才是文学家应倾力勘探、亲近、创造的。当然，历史停顿时刻的暧昧性会伤害直截了当的快意叙述，高贵的纪念碑式的精神资源如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发起抗争的血性的同时，也潜隐着巨大的空漠感，乃至戏谑感。在这个意义上，《清平墟》基于文学本位的故事新编，体现出的可贵努力、经验和启示值得认真对待。
【作者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