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在纪念叶挺将军时，多是描写他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时的指挥若定，或是领导新四军时的别样风采，或是皖南事变后的坚贞不屈。不过在涉及到他在广州起义后至成为新四军军长前这十年的踪迹，多是语焉不详，或是一笔带过——“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迫流亡海外十年，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
不过，历史却没有这么简单。
1937年11月，叶挺在延安为他举办的欢迎晚会上说："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好同志倒下了，也有个别叛变了。坚持下来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革命好比爬大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
那么，叶挺为什么要“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呢？他“折回去”做什么呢？
广州起义被处分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在广州发动了武装起义，结果惨遭失败。年底，李立三抵达香港，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问题。
1928年1月，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和检查关于广州起义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其中将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领导人，指责领导人员犯了军事投机和盲目主义的错误，并对参与的所有领导人给予了处分，叶挺作为前敌总指挥，被指“临阵逃脱”，给予“留党查看六个月”的处分。
由于当时风声正严，叶挺在年初离开香港，前往马来西亚暂避。1928年四、五月份，叶挺接到了党中央的通知，要他到苏联去休养治病，同时去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于是叶挺便从马来西亚回到香港，搭乘远洋轮船借道日本，转赴苏联海参崴。
叶挺对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对自己的处分决定不服气要到共产国际评理，同时，也在考虑革命失败的原因。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经验，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成功的。
当时，中共“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王明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打击。王明等人既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也不听取叶挺的任何辩解，仅是凭借个人猜测就无理攻击叶挺，责骂他是“对于军事计划不熟悉，遂致表现出消极怠工”等。
出走德国
在此情况下，叶挺“负气”动身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柏林。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硏究》中提到："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显然，在苏联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不过，也不是没有别的原因。事实上，彼时的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等人也都在柏林，筹备组建第三党。
其实叶挺在赴苏联之前就有计划去德国会见邓演达。1928年2月28日，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在回复宋庆龄（时在莫斯科）的信中说："叶挺有信给我要来德国，我前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意见如何，盼你告诉我？"
叶挺与第三党中人关系非同一般之密切。他与邓演达、黄琪翔三人年龄相近，又同为广东老乡，与邓演达还是惠阳老乡， 三人都是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又先后投奔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时期，邓演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叶挺任第四军第十二师独立团团长，黄琪翔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
至于叶挺与宋庆龄的关系更不用多说，叶挺随援闽粵军打回广州后，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第二营营长，专门警卫过宋庆龄。陈炯明叛乱进攻总统府时，与宋庆龄同生死共患难。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指挥平叛时，叶挺也一直跟随左右。
总之，叶挺与宋庆龄、邓演达、黄琪翔不仅仅有共同的政治理想，还有在实现共同理想奋斗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因此，叶挺肯定参加了组建第三党的讨论，不过叶挺是否正式参加了第三党目前并无证据。
第三党沉浮
不过，第三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928年初，被开除党籍的谭平山就在上海筹建中华革命党，推选邓演达为总负责人。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8月间正式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通称的“第三党”，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任总干事，一年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随后被秘密枪杀。
1931年，宋庆龄母亲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宋庆龄于1931年7月末离开柏林回国奔丧，正式结束海外流亡生涯。这样，第三党的主要组织者邓演达、黄琪翔、宋庆龄等先后回国，叶挺也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
1932年秋，叶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一岁多的二儿子叶正明，离开德国，回到澳门。澳门是叶挺的“避难所”，南昌起义后，广州起义后，他都曾回到澳门隐蔽。
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人联合了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友仁等主张抗日的反蒋力量，准备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与叶挺过去在粤军与第四军中共过事，都很敬仰叶挺，因此，他们派人到澳门找到叶挺，邀请他来福州参加革命。对此，叶挺欣然应允，赶赴福州，住在蒋光鼐家中帮助策划事变。
事变发生后，众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生产人民党”，决定解散或脱离原有的党派，以集体签名的方式共同组织生产人民党。黄琪翔、章伯钧则召集在福州的党员进行讨论，经反复磋商决定接受陈铭枢建议，解散第三党，集体参加生产人民党。
1933年11月24日生产人民党正式成立，发起人包括陈铭枢等27人，党员200多人，叶挺名列其中。
回归祖国
不幸的是，两个月后福建事变兵败，众人星散，生产人民党转移到香港，不久自行解散。原人民党部分成员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5年7月25日，同盟在香港成立。
叶挺参加了同盟，并担任同盟的军事委员。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十九路军中上层军官、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推举李济深、陈铭枢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参加同盟后，叶挺每月到香港两三次，参加同盟的活动。还两度偕妻子到福州、廈门等会见与同盟保持关系的地方反蒋抗日分子，了解他们接应同盟重返福建建立反蒋抗日活动基地的情况。
西安事变后，抗日联合统一阵线形成。1937年春节过后不久，叶挺在国民政府军队中的朋友帮助之下，举家迁往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终于结束了10年流亡（德国5年、澳门5年）境外的生活。一位挚友还赠给叶挺一部红色的德国轿车，方便外出使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国内外盟员和全国同胞动员起来，各尽其力，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叶挺发电报到香港，请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来南京，共赴国难。10月，李济深等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同盟正式解散。叶挺也就此结束了与"第三党”（广义的第三党）的复杂关系。
新四军军长
“淞沪会战”后，叶挺找到了好友，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表明了自己愿即率部杀敌、以身报国的心意。陈诚听后表示同意，并答应由他出面和蒋介石沟通。
1937年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蒋介石之所以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借以拉拢叶挺，他以为叶挺已脱离共产党多年，可为其所用。
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了解现在叶挺对于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持有何种态度，因此表示：叶挺是否能为军长，要他到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叶挺理解党中央的慎重处理方针，并表示，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与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后叶挺于11月3日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欢迎与接待。此行，叶挺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战略，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率领新四军将士，坚决抗战到底。
1938年1月，叶挺正式出任新四军首任军长。
1941年1月份，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叶挺兵败被俘，之后被囚禁长达5年。
1946年3月份，叶挺出狱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参考资料：《叶挺脱党之迷》 蔡长雁/文
《叶挺为什么要脱离共产党十年》 《炎黄春秋》2019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