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海会议上，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提出了一份197人的”建议看管名单“。这份名单就是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通缉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共有两对父子被通缉。其中一对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我党创始人陈独秀和他时任广东区委书记的儿子陈延年（化名陈东）。另一对则鲜为人知，他们是四川的邓懋修、邓劼刚父子。
一、父亲是辛亥老臣、国民党二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邓懋修，四川巴县冷水场人，1872年生于民族危难之际，因“愤清政腐败，外侮频至”，奋起救国，乃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参加重庆起义，1913年参加讨袁，1919年选被为四川省议会议员。
五四运动后，他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感资本主义代议制之虚伪”，“徒曾纠纷，无济于事”。1921年前后，南方各省为抵制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掀起过一股“地方自治”的浪潮。邓懋修曾在重庆发起组织自治会，后来，自治运动的实践愈来愈使人们认识到，所谓“民治制宪”，毋宁称为军治制宪，完全是向军阀“告哀求怜”，简直是“说梦话”。邓懋修也从中汲取了教训。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分子开始猖撅活动，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右派的重要分子谢持、戴季陶、石青阳等均系四川人，对四川政局影响极大。1925年7月9日，国民党右派以国民党四川总支部为基础，推出黄复生、朱叔痴、陶闿士、谢宝珊、郭云楼、唐德安、邓懋修、陈炳光、张赤父等9人为执行委员，组成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劼刚时任国民党创办的光国学校校长，被委任为省党部秘书。
此时，在国民党四川省、市党部中，右派分子均占了大多数。但在国民党中央一级，由于苏联顾问的强势，左派占据了一定优势，并通过委派特派员的方式来四川整顿党务。这名特派员也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四川荣县人吴玉章，同时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理念相近，吴玉章和邓懋修很快就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在右派党部，像邓懋修这样的开明派实在太少。
手握尚方宝剑，吴玉章用两招很快打开了四川省的局面。第一招，稳步改组省党部，原执委留任，但分工调整，吴玉章本人兼任组织部长，掌握了组织大权。由邓懋修、黄复生、张赤父分任秘书、会务、财务职务，逐步架空右派权力。第二招，在选举省党部参加全国二大的程序中，利用组织部职权，选举了以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主的7人名单，包括吴玉章、杨闇公、邓懋修、童庸生、廖划平、廖竹筠、黄复生，此举切断了右派和中央的组织联系。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吴玉章的大力举荐下，邓懋修被选举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登上其在民国政治生涯的高峰。监察委员当时的权力是很大的，负责监督一切党务活动，手握重权的执委们都要让其三分。
国民党二大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召开的，在这前后，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斗的不亦乐乎。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左派占据优势。二中全会，蒋介石就弄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右派窃取了军事、政务、组织的最高权力。三中全会时，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左派又全面压制右派，废除了蒋介石的各项独裁权力。四中全会召开，已经是蒋、汪分共结束、宁汉合流之时，右派从此独掌国民党中央最高权力。
二、四川省党部之争是国民党左派、右派斗争的代表性缩影
在吴玉章、邓懋修等人参加国民党二大期间，国民党右派趁机肇事。张赤父与朱叔痴等人密谋，要将省党部迁往右派控制的成都。他们不顾秘书处干事邓劼刚的反对，强行召集省、市党部联席会议，非法作出省党部迁往成都的决定。邓劼刚、张克勤予以抵制，不签字。张赤父连续多日前来闹事，且于12月10日不待邓劼刚交接，擅自取走文档和印章，送往成都。
1926年1月，国民党右派公然在重庆设立由他们把持的临时省党部，蓄意与原以吴玉章为代表的左派临时省党部对峙。
1926年2月，在吴玉章提议下，国民党中常会发文，解散右派四川省临时执委会，另委以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为核心的杨闇公、陈宣三、张克勤、李筱亭、邓劼刚（杨、陈、张三人是中共党员，李、邓二人后期亦加入中国共产党）、邓懋修、郭云楼、唐德安8人组成新的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以李筱亭、杨闇公、邓劼刚为常务委员。办公机关设在重庆莲花池积厚里，故又称莲花池省党部。
同月，中共重庆地委正式成立，杨闇公任书记，吴玉章兼任宣传，冉均任组织。重庆地委与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紧密合作，共同组织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工运、农运、学运、兵运，把全川大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办学上，不仅有邓劼刚主持的光国学校，还创办了中法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光国学校一度是左右两派争夺人才的焦点，右派屡次想要接管，幸得邓劼刚在我党的支持下顽强顶住了右派的压力。
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右派自然不肯善罢甘休。1926年春，朱叔痴、黄复生在上海参加西山会议派的会议后回到重庆，3月成立国民党右派四川临时省党部，选出黄复生、陈敬修、唐德安、宋绍增、张赤父等人为执委会委员。他们选定的办公处在城内总土地街，史称国民党右派总土地省党部（右派总部）。
两个省党部并立，反映出四川斗争之尖锐复杂，预演了一年后国民党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对抗，折射出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激烈分歧。
鉴于邓氏父子在对右派斗争中的坚决表现，1926年2月，经杨闇公、童庸生介绍，邓劼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邓氏父子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四川军阀投蒋叛变、革命形势毁于一旦
在吴玉章、杨闇公、邓懋修父子的共同努力下，四川省的革命局面越来越好。1926年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7个县、市和特别区党部的代表60余人，杨筒公、刘伯承、李筱亭、邓劼刚在会上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军事报告》和《党务报告》。
大会决定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深人开展工农运动，推动国民革命向前发展。大会选举杨闇公、李筱亭、朱德、刘伯承、邓劼刚等9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刘愿庵、廖划平、陈宣三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李嘉仲等5人为监察委员，熊晓岩等3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在以上22人中，有10名是共产党员，其余为国民党左派。
1927年3月31日，蒋介石及其在重庆的代理人刘湘、王陵基等在重庆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革命群众遇难150余人，伤千余人，国民党省党部左派人士陈达三、漆树棻，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杨闇公、冉钧等惨遭杀害。邓劼刚进入会场较晚，混乱中被军警砍了一刀，幸免遇难。
惨案发生后，4月4日，邓懋修和吴玉章在武汉联名打电报给刘湘，强烈谴责反动派屠杀革命群众、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并责成刘湘复电汇报惨案详细情况。随后，在国民党中央有关会议上，邓懋修坚决主张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将其逮捕法办。他说:“蒋介石今日作威作福，所恃者为党，应将其与党离开，并令前敌将士将其捆绑，解送中央，按法处治”。
不久，四川军阀刘湘彻底倒向蒋介石新右派集团，在省内发布了通缉令，邓懋修列吴玉章之后为第2名，邓劼刚为第6名。从此，邓氏父子如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样，被打散了，转入地下。但他们坚持国共合作的意志，却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邓懋修在汪精卫叛变后，曾急赴沪转广州，参加共产党人领导的海陆丰起义，起义失败后避居上海，此后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一切活动。1932年，日寇入侵淞沪，十九路军奋起抗敌，邓懋修在病中心忧国事，病情加重，于8月返回重庆老家。弥留之际，仍心系革命，询问江西红军消息，当年9月不幸病逝。
邓劼刚后由组织介绍，在上海以办临青学校做掩护，参加党的法南区组织和反日大同盟的革命活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邓劼刚曾在重庆组织儿童演剧队，进行抗日宣传。1933年去南充，任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44年在成都，以中共秘密党员员身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会，促进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革命合作。解放后，邓劼刚曾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参事室参事，终其一生，为其所坚持的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