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兰珍（1908—1949），又名潘若云，潘云仙，生于南通市余西镇大悲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四岁时，南通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风雨，洪水肆虐，灾民像汪洋一般四处漫流。父亲带着全家逃荒至上海，在浦东码头谋生，做搬运工、挑夫，帮旅客搬运行李货物，后又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装卸工，以拼卖苦力维持全家生计，但仍捉襟见肘。
操持家务之余，母亲带着她外出捡破烂、拾煤渣。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潘兰珍渐渐长大，她过早地承受家庭生活的重担，成为父母的得力助手。
儿时贫苦，长大后受欺凌
七八岁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清贫的生活愈加困顿。到了十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潘兰珍便去一家纺织厂做包身工。
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己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包身工和童工都是极其悲惨的职业，工头和资本家想骂就骂，想欺负就欺负，毫无人身自由。潘兰珍童年所遭遇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屈辱的生活，超负荷的劳动，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也加速了她的成熟。十七八岁的她，已出落得楚楚动人，个子不高，圆脸大眼，惹人怜爱，朴素的衣着掩遮不住青春的光彩。不幸的是，这份美丽却带来了灾难。
工厂里的一些流氓工头整天纠缠着她，尤其是夜班，她更是心惊肉跳，无处可藏。这时一个工头出现了，大骂欺负她的那些人，对她很关心，大献殷勤，并做她的保护者。潘兰珍开始以为自己遇到好人了，岂料此人费尽心机，只是想独占而已。
他常常夜里闯进潘兰珍的住处，肆无忌惮，一旦遭反抗，上班时就故意找茬，责罚大骂，让她遭遇各种屈辱。在这个工头的软磨硬泡下，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屈服，与他同居。不久，她便产下一子，但孩子夭折了。
工头与她同居并不是想跟她过日子，经常对她非打即骂，每次都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肉体的折磨，精神的刺激，她终于决定永远离开这个恶魔，在熙华德路（今长治路）石库门的一个亭子间租了房子。
邂逅缘分，相识大人物
也许是缘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悬赏3万大洋，缉拿陈独秀。为了躲避追捕，他也躲到了这贫民窟中。当时，陈独秀用的是化名，为了一口茶饭，卖字画为生，左右邻里都称他“李老头”。
起初，两人也只是有过一面之缘，潘兰珍就住在陈独秀的后楼。后来，有一天，陈独秀胃病发作，倒在了路边，刚好潘兰珍下夜班回家，她壮着胆将他扶起来，送往了医院。
同在一个胡同弄堂里，一来二去，两人便逐渐熟识起来。潘兰珍见李先生一人独居，又有病在身，就常探望他，帮忙洗涮衣物，聊聊家常。
李先生极少出门，多数时间在家看书写字，潘兰珍发觉他识大体、明事理、懂时政，对古往今来之事更是无所不知，不禁越发佩服和仰慕，一种说不出的情愫油然而生。当然，她根本不知，这位卖字画的孤苦老人竟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在潘兰珍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李先生的身体日益强健。他很感激，慢慢地开始教她习字、念书。她虽没上过学，但勤勉好学，一教就会，一点就通，学识上进步神速。李先生得知她的不幸遭遇后，更加体贴心疼这位善良的姑娘。
渐渐地，两人产生了异样的情愫，潘兰珍并不在乎这29岁的年龄差。1930年，在邻里的见证下，两人正式结婚。
有时李先生出门办事，潘兰珍也不多问，依旧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起居。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和幸福，还收养了一个女孩，随母姓，取名凤仙。
陪伴左右，生死相依
1932年，婚后2年，潘兰珍少有的与丈夫发生小摩擦，带着女儿一气之下回了老家。无意间，从报纸上看到被捕的消息。她不由大惊，没想到跟自己生活两年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虽吃惊，但她并没有责怪陈独秀。很快，她告别父母，安顿好女儿，回上海辞去工作，即刻赶往南京。
丈夫极力劝她赶快离开，另谋出路，但她始终无动于衷，毅然决定在监狱附近租一间民房，照顾丈夫的牢狱生活，闲时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
潘兰珍相随服侍，收拾材料，整理书籍，生活上百般照料。陈独秀不能办的事，都由她跑腿、采购和联络。
五年的牢狱生涯,陈独秀的专著一部一部地问世，这与妻子的左右陪伴，精心照料，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安慰是分不开的。
颠沛流离，生活贫困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独秀被减刑释放，她和丈夫才一同走出监狱。
暂住南京后，陈独秀携她前往武汉，参加抗日演说，写文章支持全民抗战。武汉沦陷前，夫妻俩被迫搬迁至重庆。
当时，重庆酷热难忍，空袭频繁，陈独秀患有高血压，常感不适，加之国民党特务处处监视，不得安宁。于是，1938年8月，他们离开重庆前往江津，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安庆失守后，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带着失明的祖母及妻儿到江津投靠父亲，原本拮据的生活就更加雪上加霜。为了买米，潘兰珍还瞒着家人订了自己的戒指和耳环。
潘兰珍既要服侍年迈失明的婆婆和体弱多病的丈夫，又要种菜养猪，操持家务，每天不辞辛劳地为一家人的生活操心忙碌。陈松年在《再忆我的父亲陈独秀》中回忆：
“她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了。她平时少言寡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都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生。”
婆婆病逝后，陈松年夫妇分别到学校去教书。于是，又于1939年5月，迁居到离江津县城20余里的小镇鹤山坪——四周高山耸立、人迹罕至。
此时，陈独秀穷困潦倒，全靠旧友接济度日。最后能住进杨家的石墙院，还是靠朋友引荐的，算是有了栖身之所。
谨守遗愿，走完最后的旅程
1942年5月27日，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与世长辞。临终前，放心不下相伴12年的妻子潘兰珍，唤她到病榻前，用微弱的气息嘱咐：
"兰珍吾妻，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遵照陈独秀的遗愿，丈夫去世后，她到四川一家农场工作了四年，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工资虽低，但自力更生，用一双手养活自己。
1946年，她重新回到上海，在一所小学校食堂找到煮饭的工作，把养女接来上海团聚。
后来，为生活所迫，嫁给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婚后不久，丈夫就病故了，潘兰珍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患上了子宫癌，于1949年11，病逝于上海市肿瘤医院，享年41岁。
结语
假如潘兰珍早生几十年，被父母包办嫁给陈独秀，我想他照样不满意，那时他是一位少年才子，人生轻扬，喜欢的是云端里的女子。
潘兰珍遇到陈独秀时，他的人生由高光走向黯淡，革命家的气质也渐渐淡去，普通人的特性显现出来。随着年老体衰，越来越看重亲情，也越来越倚重潘兰珍。自然，对妻子的要求降低了很多，能陪伴他，照顾他，就很感激。经历了两段婚姻，他与潘兰珍鲜有矛盾，表现出了少有的宽容和温情。
潘兰珍从小吃苦，对生活要求很低。有饭吃，就很知足；有一点点关爱，就很幸福。前两任妻子是官宦家的小姐，很难产生这种建立在基本需求上的“幸福感”。
这个女子的命，苦得像黄连，从无时来运转。与陈独秀相处十几年，照顾这位病弱的老人，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段还算幸福的时光。
她以自己的朴实善良，陪伴和见证一位被时代抛弃的英豪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给他那凄苦的晚年带来满满的温情，如冬日里的一股暖阳，使之显得不再那般落寞。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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