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功臣钟惠玲回忆：“1984年4月28日，老山战斗打响那天，我在救护所基本上是哭着上班的。一卡车一卡车伤员潮水般地从前线拉下来……
我们4月份上前线的时候，路过麻栗坡，那还是一座绿油油的青山，到我们9月份撤回来的时候，那座山上已经是满山遍野的小土堆了。
每个小土堆都插着个小木牌，特别简单的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烈士的姓名、籍贯、单位，年龄大都是20岁、19岁、18岁……
1984年4月，在收复老山及其后的防御作战中，被官兵誉为“战地女神”的昆明军区172野战医疗所护士钟惠玲，是全军唯一一位荣立一等功，并被授予“模范卫生员”荣誉称号的女战士。
1984年建国35周年大阅兵，18岁的钟恵玲作为英模代表应邀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观礼。
1985年，钟惠玲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战后，钟惠玲被保送入学，1988年军医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警卫局工作，直至退休。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钟惠玲再次以英模的身份应邀参加国庆观礼。
2024年4月，纪念对越自卫还击战45周年暨老山战役胜利40周年之际，钟惠玲接受采访时说道——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这场战争的经历者和幸存者，真正的英雄在烈士陵园。”
以下文字，摘自2024年4月，纪念对越自卫还击战45周年暨老山战役胜利40周年之际，一等功臣钟惠玲访谈录——
我是云南大理人，1965年出生，1982年高中毕业报名参军，算83年兵。
我们那个年代啊，从小看书，看电影看的都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我们这代人对解放军的崇拜和向往是刻在骨子里的。
当时我记得我们那儿只有一个女兵名额，要求是应届高中生，我们是200多人报名，要从那个高考分数线从高分往下排嘛，很严格的，最后就我一个人验上。
体检合格以后，我就带上了大红花，从大理武装部乘解放牌卡车到了广通，然后又换乘闷罐车到了昆明，再由各个单位来接兵。
我被分到了位于宜良县的解放军第72医院，新兵集训的时候，我就特别荣幸地得了个嘉奖，集训结束被分到总机班守总机当通讯员。
一年以后，玉溪144医院和我们宜良的72医院合并，我又随着72医院的医疗车队合并到玉溪，在传染科担任卫生员。
1984年1月，我们医院奉命组建医疗队，要到前线去了。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积极要求报名上前线，领导觉得我是新兵没有经验，不让去。
但是我就特别想上前线，天天死磨硬泡，领导最后就同意我去了，然后就是战前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
1984年4月，我们整个医疗车队从玉溪出发，在开远停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过了文山，到了麻栗坡的时候，整个车队就不允许再往前了，因为再往前就要经过炮火封锁区。
等到天黑以后，车队这才继续往前线开，所有车子不能开大灯，只开小灯，缓慢地往前线开。
我当时一路上都是很兴奋的，但是真正过了麻栗坡以后，气氛就紧张了，路两边，在微弱的车灯下，全是戴着钢盔，扎着绑腿，背着冲锋枪，挂着子弹袋的全副武装的士兵。
这时候，临战前的气氛就出来了，我这才感觉到了紧张。
我们172野战医疗所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山观光的战场遗址了。我们到的时候，山那边一直在打炮，“咣咣咣”地响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像窝窝头，一个一个小山包像倒扣的窝窝头一样，云彩从小山包之间穿过，像玉带一样很美，很漂亮，我们驻扎的地方真的很漂亮。
我们就开始支帐篷，铺床啊什么的，为接收伤员做准备。
当兵一场，有机会参战，真的值得回味一辈子！
“428”那天啊，我在救护所基本上是哭着上班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血，那么多伤残的战友。
老山战斗打响后，就看山那边火光冲天，炮声隆隆，陆陆续续的就下来伤员了，一卡车一卡车伤员，潮水般地从前线拉下来……
我们准备的床位远远不够，每个帐篷都是满满的，我所在小组的床位是28个。
伤员下来以后到什么程度，重伤员躺在床位上，轻伤员就围着床边坐，我们只得搬来很多褥子铺在草坪上，一床褥子就增加了一个床位。
伤员个个浑身上下全是泥巴，是那种血和汗与泥土混在一起的泥巴。衣服根本脱不下来，我们只得用剪刀赶快把他们的衣服剪下来。
大多数伤员的脸上、耳朵里、鼻腔里，甚至嘴巴里，都全是这种混着鲜血的泥浆，我们必须要给他们尽快清洗。
伤员们都打着绑腿，有的已经被鲜血凝固了，根本解不开，也只得用剪刀剪开，然后快速地清洗受伤部位，方便下一步手术或是包扎。
我记得我第一天接伤员，因为是第一次，看着伤员个个都是血、汗水、泥水混在一起，血肉模糊，就感觉特别害怕。
这些战士都是提前一两个月就抵达前线了，长时间不洗澡，很多战士那个脚，我给他们绑腿解开，脚丫子上那个肉，烂的呀，那种味道……
我第一天，也就是“428”那天上午，我本来是戴了一个口罩，后来又加了两层口罩，我感觉自己就要窒息了。
但是当我看着这些伤员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叫痛，我就觉得很惭愧，赶紧把口罩拿掉了，感觉戴着口罩就对不起他们。
我蹲在地下给他们解开绑腿，再给他们洗脚丫的时候，他们那个脚指头就像煮熟了剥了皮的芋头一样，肉全烂了，黏糊糊的……
有些伤员还很调皮，问我，唉，女兵，臭不臭？
我说不臭，不臭。
我们整个战地救护所的护士都是这样，要快速给伤员清洗伤口，然后挨个做皮试，每个伤员都要打两个皮试针，一个是破伤风抗生素，一个是青霉素。
皮试要是正常的话，赶快就把破伤风抗生素和青霉素注射上，紧接着医生就要开始手术了。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术前准备和术后护理。
整整三天三夜，伤员潮水般地运下来，在这三天三夜里，我们172野战医疗所的所有人没有一分钟的休息时间，女兵们基本上都是哭着上班的，就是边哭边上班那种，太心疼这些伤员了！
“428”那一天啊，让我最难忘的一位，是我们外科组护理的一位伤员。
一个大活人躺在病床上，堂堂七尺男儿的身躯就剩下那么一小截，整个下肢都没有了，两个胳膊也没有了，眼球也摘了，就剩了两个窟窿眼……
手术做完后，整个人都被纱布包裹着，就只露出鼻子和嘴巴，发出那种微弱的喘息声，就像小羊羔那种声音，很弱很弱的。这个伤员转送后方，不到70天也走了，伤太重了……
我们172野战医疗所的主要工作呢，一个是前接，一个是后送。
伤员在战场上负伤以后，连队的卫生员会用三角巾进行紧急包扎。
到了我们这，我们就要把三角巾解开，清洗、检查、处理伤口。伤势重的，及时送手术室，手术后根据伤员的情况，由卡车，甚至是直升飞机往后方送。
有一些伤得轻的，就留在我们野战医疗所护理，住一段时间康复了，他们还要重返前线。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线条件有限，尤其我们昆明军区是首战部队，不像后面的轮战部队，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428”当天收复老山之后，有很多伤员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被运送下来。
一些伤员是昏死在战场上，由于当时没有被找到，后来陆陆续续被找到以后，送到了我们野战医疗所的。
有团卫生队送来的，有师医疗组送来的，还有一些是被军工直接背下来的……
这些伤员的伤口很多都感染了，生蛆了，我们就用双氧水冲冼伤口，清理完腐肉和蛆虫后，根据情况分诊，或当即进行手术，或紧急送往后方。
有的用卡车送到文山67医院，有的直接联系直升飞机送到开远59医院或昆明43医院。
我护理的一位伤员叫小晋，只有16岁，就跟娃娃似的，还没长开的那个中学生那个样子。
他的一条腿被高射机枪子弹打穿了，送到我们这动完手术，躺在那儿，不吃不喝不说话，好多天。
我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我，成天就望着天花板，眼泪汪汪的，心理负担比较重。
这孩子小嘛，才16岁，我都比他大两岁呢，我重点对他进行心理护理，跟他聊天，跟他沟通，他就慢慢的跟我说话了。
他说，他才16岁，腿要是没了，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呀？
我就跟他说，你的伤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如果真是保不住腿了，那你现在就不是在我面前了，早把你用飞机送去后方了。
我开导他，说我见过很多伤员，一送来就截肢，手术一完就被飞机运走了。而你现在两条腿都在，只是被那个高射击机枪打穿了以后，伤得比较重。
所以你要好好吃饭，营养充足了，肉就长得快，肉长满了，你的伤也就好了。
他听了我的话，慢慢就乐观起来了，后来被转往后方医院，临上车前他还要跟我挥手告别呢！
今年我还见到他了，他叫晋方立。都40年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我在前线工作当中得到的体会就是，对待伤员不仅是生活护理，喂水喂饭，端屎倒尿，更重要的还是心理护理，就是对战争创伤心理进行干预和抚慰。
心理护理很重要，必须让这些伤员们乐观起来，活跃起来。
尤其对于很多受伤的新兵，经历了枪林弹雨，见识了太多的血肉横飞之后，难免在心理上造成多多少少的创伤。
那么，我该怎么去安抚他们这种心情呢？
我当时一个月的津贴是11块7毛5，攒了一些钱后，我就去麻栗坡县城，买了各种书啊报啊，军棋、象棋、跳棋，包括扑克牌。
回来，我就在我那个大病房里搞了一个阅览室，大家没事就能看书啊，下棋啊什么的，分散和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
没事儿我就把他们组织在一起，大家聊天呀，唱歌呀，然后我也给他们唱歌，活跃气氛，大家就很开心。
但是，第一批伤员转走的时候，我就发觉好像哪里不对劲！
他们身上缠着绷带，有的吊着胳膊，有的裹着头，更有的拄着拐杖，甚至是杵着一根树枝一跳一跳的。
他们本来是一群英雄，但这时候看上去，怎么却像一群残兵败将啊？
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后来我就琢磨，就发现问题了。
因为很多伤员从前线送下来的时候，为了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救治，他们的军装都被我们用剪刀剪开了，而不是脱下来的。
后来虽然都换上了新军装，却没有把领章、帽徽给他们缝上去。65式军装要是缺了五角星和红领章，看上去就显不出精气神儿来啦！
从那以后，伤员换上新军装前，我就利用所有休息时间把这些伤员的领章缝上，五角星背面就是两个铁丝嘛，插上帽子很简单。
在第二批伤员转送的时候，军装上有了五角星和红领章，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精气神儿都出来了，再也没有残兵败将那种感觉了！
后来我们172战地医疗所评功，因为我们接触过的伤员太多了，见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我作为一个野战医疗所的护士，哪里好意思要这个功嘛？
那些伤员从前线送下来的时候，缺胳膊少腿的，个个血淋淋的，该立功的是他们，给我评功，我好意思要吗？
更有那么多的烈士，你到烈士陵园看看，满山遍野插着那个小木牌的那个小土堆，每个土堆下面都是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这些烈士才是功臣！
在我们撤下来之前，172战地医疗所开始进行立功受奖的评比了。但是，根本评不下来呀，大家你让给我，我让给你，你推给我，我推给你，谁都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没法评也得评啊，后来就改为全体医务人员、警卫排，以及所有留所治疗的伤员对我们进行无记名投票。
一块小黑板旁边，当时是3个工作人员，负责唱票登记。
当我看到那个小黑板上，我只差一票就得了满票，真把我吓一跳。差的那一票是我自己，我把票投给了别人……
我就这样立了一个一等功！
当时，评功会一开完，我就赶快去找我们政委。
我们政委叫吴跃才，我说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我觉得我上前线，我要有机会立个三等功，我都觉得我很了不起了，而现在居然是立了个一等功，这对于我这样一个18岁的新兵来说，我承担不起呀！
首先，我们所的医务人员比我优秀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说别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组，我的组长参加过抗美援越，支援过老挝，支援过柬埔寨。
而且这个老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我们这次参战就是他领导我们这个小组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他可比我强一千倍，一万倍，这个一等功一定要给他。
再说了，包括所里的其他医生、护士，我就觉得我远远不如他们啊！
我们政委却说，你的一等功是大家共同评出来的，那么多的医务人员、战士、伤员都给你请功，说明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你的无私奉献，你默默的一个人在做的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你就不要谦虚了。
政委还说，你不要把这个一等功看成是你自己个人的，你是我们整个172野战医疗所的代表。
立功的当天，我都吓得躲起来了，我都不敢去吃饭了，我都不敢看那些医生护士，我总觉得，这个一等功不应该属于我呀，诚惶诚恐的……
这个一等功，就包括战后这40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都不会佩戴军功章，我不敢戴。
第一，我觉得它的分量太重，这个军功章是前线战友的鲜血和我们医疗所全体医务人员的汗水凝结成的，它永远都不属于我个人。
再一个，这个军功章是这场战争，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荣誉，也是我们战后宣传爱国主义，宣传老山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亏，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1984年老山战役，我们4月份上前线的时候，路过麻栗坡，还是一座绿油油的青山。
到我们9月份撤回来的时候，麻栗坡的那座山，已经是满山遍野的小土堆了，每个小土堆都插个小木牌，特别简单的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烈士的姓名、籍贯、单位。
年龄大都是20岁、19岁、18岁，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儿……
就是因为参加了这场战争，在前线这6个月的经历，让我对生死，对荣誉，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
这40年过去了，我现在的心，还是像我1984年从前线撤下来，我在烈士陵园里面立下的誓言——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在前线立功，得了那么高的荣誉，我今后的人生不会再去追求任何荣誉了，我要替这些牺牲了的战友好好活着，健康快乐的好好活着！
战后那么多年，我觉得，尤其在我退休以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能够保持初心。
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每年从12个月的退休工资里面拿出一个月的钱去做公益，去关爱那些烈士的父母。
尽我所能，把这些烈士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爸妈，去关爱他们，去照顾他们。
我尊重我胸前的军功章，但我不是英雄，我们只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幸存者！
我立功授奖，只是这些参战者、幸存者当中的幸运者而已。
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在烈士陵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