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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到，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论恐热携大胜之威，挥师二十万杀奔鄯州。
但这次军事行动遭到了惨败，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先忽悠了论恐热，而后又在河谷设伏让论恐热大败而归。
此战之后，尚婢婢声威大震，鄯州的士兵也都服气了。
他们原来以为自己这个首领，就是个不干正事的书呆子，可没想到在战场上一亮相居然还是将才。
士兵们的观念都是很朴素的，谁能带着他们打胜仗、少死人，谁就是好统帅。毕竟战场上死的大多数都是士卒，没听说有几个统帅死在战场上。能打胜仗自然就能少死自己人，少死一个说不定就是自己呢！
所以，士兵们都把尚婢婢的话当成了圣旨，操练的热情也上来了，走路都带着牛气。
这就是尚婢婢想要达成的目的，河西士卒成平日久，二十多年没打过仗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需要用几场胜利来鼓舞士气，捏合团队。
反观论恐热，经过此大败让他战胜尚思罗的余威正在渐渐消散，部下也开始出现离散的迹象。
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却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归咎于各种其他因素，比如天时、地理，还有就是手下都是蠢货。
论恐热就是这种类型，在他的概念里失败都是手下将领笨，解决的办法就是把笨的都杀了，剩下的就是精明的了。
至于大败之后很多士兵逃散，这也好办，去抓就是了。
抓住年轻的人都绑回大营，这不就是士兵嘛！
什么，粮食不够吃？
你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
去给了老子抢啊，你手里拿的是擀面杖啊？！
论恐热的这种做派，别说是百姓，就连手下的将领都看不下去了。
他的部将岌藏、丰赞都带着手下投奔了尚婢婢。
《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为“（恐热）既不得志，尤猜忍杀戮，部将岌藏、丰赞皆降，婢婢厚遇之。”
听到这个消息，论恐热的鼻子都快气歪了。他咬牙切齿的调动兵力，再次兵犯鄯州。但经过一年多的训练，鄯州士卒也成熟起来了。这次尚婢婢当仁不让，分兵五路阻击。论恐热多次进攻都被鄯州士兵击退，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士兵渐渐疲惫，士气也开始低落。
论恐热无奈，只得暂时退兵东谷山结寨自守。
东谷山的位置在临夏东南，胡三省先生在注释《资治通鉴》时写道：“河州东南十五里有东谷堡，宋熙宁七年置。”
论恐热结寨的东谷山，应该就北宋的东谷堡附近。
论恐热结寨防守，尚婢婢也很头痛，他偷偷跑去查看了地形。
这一看不要紧，乐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论恐热结寨的地方确实很险要，想要攻克只能拿人命往里填。但这地方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水源。
尚婢婢心里想：“论恐热啊，论恐热，你这是要向马谡致敬啊！”
他把刚刚投降的岌藏找来，对他说：“赶紧派人去砍树！”
岌藏听完有点懵圈，张着嘴直嘎巴眼睛。
尚婢婢赶紧接着说：“论恐热在山顶结营，但山上无水。你去砍伐树木，在山下修建栅栏，将所有下山道路堵住，用不了几天，敌军自然崩溃，速去，速去！”
岌藏转身刚想走，尚婢婢又一把拉住他，说道：“眼前这条小河是最近的取水道，你加派人手防备，绝不能让他们抢到水。同时你在上游建堤坝截流，等山上那帮人渴的受不了，一定会突围。到那时，你再扒开堤坝让他们一次喝个够。”
就这样论恐热再次惨败，只带着百余骑突围逃走。
之后他屯兵于薄寒山，收敛部众，补充粮秣。感觉力量储备的差不多了，又连续发动过两次进攻，分别兵临褐鸡山和南谷，但都被尚婢婢击败。
“薄寒山”之前也提到过，这地方算是论恐热的福地。他第一次击败尚思罗的地方，就在薄寒山附近。
唐代的“薄寒山”，就是今天的马衔山。它是祁连山脉的东部余脉，位于甘肃榆中与临洮的交界处，是两县的分水岭，山南为洮河流域、山北为苑川河流域。其主峰海拔3670米，是兰州的最高峰，也是陇右黄土高原上的最高山峰。
唐书里的“褐鸡山”，应该就是今天的拉脊山。[1]
《两唐书注释》里的解释是“此山有褐马鸡，因而得名”。[2]
拉脊山在藏语里称为“贡毛拉”，意为“嘎拉鸡（石鸡）栖息的地方。”
这座山属于祁连山脉的东段支脉，位于西宁市正南方。此山是湟水谷地与黄河谷地的分水岭，同时也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线。
这座山在之前的节目里也多次出现过。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九月，唐蕃第二次青海之战爆发。李敬玄率领的唐军被论钦陵击败，溃退的唐军走到拉脊山下被吐蕃军队堵住，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所幸黑齿常之率五百勇士拼死劫营，才让唐军逃出生天。
另外，两个疑似石堡城的位置，其中之一就在拉脊山西端与日月山遥遥相对。
不过之前对拉脊山的讲述主要集中在西侧，论恐热经过的部分应该在山的东段末端，也就是永靖县、积石山县附近区域。
在讲陇西古道时提到过，从甘肃临夏向西北方向，过凤林关河桥，可直通青海民和县。
估计论恐热走的就是这条古道。《资治通鉴》记载：“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论恐热遣其将恭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这样算起来，从842年论恐热首次发兵鄯州，历经七年的四次进攻全都失败，手下的将领至少有三位投降了尚婢婢。
一般人要是受到这么多挫败，估计早就萎了。
但论恐热没有，这也是他的优点之一。
作为野心家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灵魂，不论经历怎样的失败都能重新站起来。
很显然论恐热也有一个强大的灵魂，失败并没有让他气馁，他依旧在招兵买马准备给尚婢婢一个深刻的教训。
吐蕃将领在河陇打得四处冒烟，唐朝君臣在干什么呢？
其实他们也没闲着。
河陇失地一直都是唐朝君臣心中的刺，这根刺时时刻刻都在隐隐作痛。更何况唐朝还有一帮诗人，有事没事儿就写诗拨弄一下这根刺。
比如元稹写过一首《西凉伎》：
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
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
跟他同时代的令狐楚也写过《少年行》：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
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这位令狐楚在讲牛李党争的时候曾提到过，他算是牛党的一员。牛党的执政理念属于稳健守旧的类型，主张对藩镇怀柔，尽量不要动刀兵。但身为牛党人员的令狐楚，也写诗希望收复河湟。
同样的例子还有杜牧，他有一首诗名字就叫《河湟》，其中对河湟落蕃的唐人描写道：“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至于是不是真像杜牧写的“白发丹心尽汉臣”，我们后面会讲到。
曾做访蕃使臣的吕温，也写过河陇题材的诗词。
《题河州赤岸桥》：
左南桥上见河州，
遗老相依赤岸头。
匝塞歌钟受恩者，
谁怜被发哭东流。
这首诗与前三首不同，元稹、令狐楚、杜牧的诗出自和情怀，他们本人并没有亲身去过河陇。吕温作为曾出访吐蕃的大臣，诗文都来于亲身感受、亲眼所见。因此，他留下的诗文也成了研究唐蕃历史的重要材料。
就算诗人再怎么刺激，如果皇帝就没这种想法，写再多的诗也没用。但河湟动荡期间，恰逢唐武宗与李德裕的执政组合。
关于唐武宗之前也曾经讲过，他算唐朝晚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执政期间号称“会昌中兴”。宰相李德裕也是一位主张革新、手段强硬的政治人物。
几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唐朝收复河湟的心思又活泛起来。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唐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光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为议题专门举行了朝会，不过这么大的计划显然不是朝发夕至的事情，于是唐朝开始着手进行物资储备、侦查吐蕃边防虚实，以为收复之备。
为强调皇帝的态度，李德裕还代笔武宗写了诏书，名叫《赐缘边诸镇密诏意》。
这封诏书的内容咱们在离乱的烽烟（一）里解析过，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吐蕃内乱正是收复河湟的大好时机，你们这些边镇官员都别躺地上装死狗，小心老子的KPI。
到了第二年，唐朝又在李德裕的倡议下设置了“备边库”，将户部、度支及诸道每年上缴的财货加以集中，用来加强边镇军事储备，并派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检查各地器械粮草，士卒训练，军情刺探的情况。[3]
就在唐朝积极准备，几乎是箭在弦上之时，唐武宗嗑药嗑死了。接班的唐宣宗属于逢武宗必反的态度，李德裕被送到海南晒太阳去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也在牛李党争的篇幅里仔细讲过。
唐朝没踏上舞台，河湟的主角依旧是论恐热和尚婢婢。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十月，论恐热纠结诸部发动了第五次进攻。这次都不用尚婢婢出手了，他的部将庞结藏率兵五千就取得了胜利。论恐热又是率数十骑落荒而逃。
不过尚婢婢也真是烦了，一天到晚阴魂不散，还让不让人过日子啦！
尚婢婢想来想去决定再次发挥读书人的优势，那就是继续忽悠，不过这次他面对的却是生活在河陇地区的广大唐人。
我们以前讲过，吐蕃在进攻唐朝时存在大量掠夺人口的现象。
《旧唐书·吐蕃传》中记载：“贞元二年（786年）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等，乃曰：‘从尔辈东向哭辞乡国。’
众遂大哭。其时一恸而绝者数百人，投崖谷而死伤者千余人，闻者为之心痛焉。”
“贞元四年（788）五月，吐蕃三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焚彭原县廨舍，所至烧庐舍，人畜没者约二三万，计凡二旬方退”。
类似的记载在唐史中比比皆是。
对于这些俘虏吐蕃会进行甄别，其中有专长的，比如识字、有手艺的人会得到区别对待。有些人会被任命为小官吏，这类人不论文武，统称为舍人。
唐宪宗时，淮南小将谭可则在战场上被俘，因其通晓文字，被任为知汉书舍人。吐蕃人在他臂上刻藏字，意为"天子（赞普）家臣"。
我们也曾经讲过吐蕃的徐舍人，他是英国公李绩的五代孙。因家族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后逃入吐蕃，历经三代也被任命为舍人。
其他有专长的俘虏则按个人所长分配工作，或者去修建寺院、抄写经文、制作器物，或者分配给贵族做奴隶。
唐朝使臣刘元鼎在公元821年参加长庆会盟时，曾在拉萨拜见热巴巾。在赞普的赐宴上，看到宴席的菜肴，所用酒器多与唐朝略同。乐工们演奏的曲目也都是唐朝流行的乐曲，其中就包括《秦王破阵曲》、《凉州》、《胡渭》等。他所见的乐工和舞者都是唐人，由此推断厨师和制酒器的工匠，应该也是唐人。
吐蕃对这类工匠的需求量非常大，以至于蕃军在进攻四川时，赞普曾专门下令道：“凡有技艺的工匠都送到拉萨来，平常年岁只要他们纳一匹帛的赋税。”
由此可见，这些手艺人在吐蕃属于被优待的俘虏，可以获得免除部分税赋的待遇。考虑到唐蕃战争长达一百多年，这类唐人的数量会相当庞大。之后他们长期生活在藏地，逐渐融入了社会成为今天藏族的一部分。
更大数量的唐人俘虏生活在吐蕃占领下的河湟地区。
这些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种地屯田、放养牲畜，或仆从杂役等工作。
吐蕃传中写到的“分隶羌、浑等”，应该就是留在河湟成为羌人、吐谷浑奴隶的部分。
吐蕃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推行了强硬的“吐蕃化”运动，他们强迫俘虏说蕃语、穿蕃服、辫发、纹身，试图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消灭族群差别，快速将这些人同化为吐蕃人。
《新唐书吐蕃传》对此有一段相关叙述：“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可知河湟唐人只能在每年祭祖时穿唐服，以示不忘祖先的来历。
公允的说，吐蕃人的政策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河湟地区的族群差异便迅速消弭。
很多出生在吐蕃占领时期的年轻人，已经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他们唐朝的认同变得非常淡泊。
这一点在唐朝诗人司空图的《河湟有感》有很明确的呈现：
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当然了，怀念唐朝的人也一样存在。
刘元鼎在出使吐蕃的路上途径兰州广武梁时写道：“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
这段话的意思为“旧时的城郭尚未毁坏，兰州河谷里种植着大片的水稻，田园依旧、树木成荫，当地住户都是唐人，他们看见使者的仪仗，夹道围观。”
紧接着，刘元鼎又写道：在龙支城有数千老人向他边拜边哭，他们向刘元鼎询问大唐天子现在还好吗？
其中一位说：“我们跟随军队在此没蕃，现在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还记念我们这些可怜的落蕃之臣吗？大唐的军队何时到来呀？”说到这里，已经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刘元鼎悄悄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原为丰州人氏。
这段记载涉及了三个地名：
“广武梁”在今天兰州市西固区的青石关，这里是一个黄河古渡口[4]；“龙支城”在青海民和县古鄯镇[5]；
“丰州”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
由此可见，河湟地区的族群来源是很复杂的，不光有吐蕃、吐谷浑、回鹘、党项、粟特和羌人，当地生活的唐人也来自很多地方。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刘元鼎在提到向使臣队伍哭拜的人时，用的是“耋老”，也就是老年人。
这也在隐隐表示，落蕃的老人大多思念故土心向大唐。这些人是最难被吐蕃同化的群体，但那些出生在吐蕃统治之下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他们对唐朝的认同就淡薄多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去看前面的唐诗，你觉得是杜牧的“白发丹心尽汉臣”多呢，还是“却向城头骂汉人”多呢？
应该说两种都有，但河陇吐蕃化的进程是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从整个安多藏区（青海省的大部、甘肃的甘南和天祝、四川的阿坝）的角度上看，吐蕃化（藏化）的进程持续了一千多年。
其间经过了两次浪潮，第一次就是吐蕃王朝的军事占领和行政统治；第二次是藏传佛教的推广和传播。
实际上，今天的识别成藏族的人群，如果追溯族源未必都来吐蕃王朝的核心区，大多数人应该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被同化的其他族群。
在网上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吐蕃人是不是藏族人的祖先？”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如果从民族记忆的角度上理解，吐蕃人是藏族的共同祖先！”
因为这段辉煌的记忆成了所有藏族人的荣耀。
这种荣耀相当于汉族人意识中的汉唐。
“如果从族源追溯的角度上说，吐蕃人不是藏族人的唯一祖先！”
因为之后他们同化了很多族群，这些族群最开始可能是党项、吐谷浑、突厥、回鹘、沙陀，也有可能是汉人，甚至是蒙古人。
总而言之，就像没有纯血的汉族人一样，也没有纯血的藏族人！
就在这种吐蕃化进程已初见成效的情况下，尚婢婢为了分化论恐热的基本盘。他发布一封杀伤力巨大的公告，其中写道：“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
这就是说，你们原来都是唐朝人，现在吐蕃无主，那么你们就应该回到唐朝。你们怎么能支持论恐热呢，他可是个吐蕃人啊？！
这确实是一条釜底抽薪之计，论恐热麾下的唐人士兵纷纷逃亡，他的军事实力大受影响。
但不知道尚婢婢是否想到，他这种重新强化族群差异的公告，确实抽了论恐热的釜底之薪，同样也抽了自己锅底的柴火。
河陇唐人是不支持论恐热了，可他们也不支持你了。
因为你也是吐蕃人啊！
从这条计策上看，尚婢婢是个深谙人心之道的将领，但却不是一个手段娴熟的政治家。
于是在广大的河湟地区，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群体，这就是“温末”。
《新唐书·吐蕃传》里对其描述为“浑末，亦曰温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论恐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温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
这段记载意为“温末”曾经是吐蕃人的奴隶。
按照吐蕃的法律，出兵必征发大量仆从充当军队的杂役。这些人跟着军队一起征战，平时就从事放牧耕种的工作。
等到论恐热挑起战乱，这些人无所依靠，便以“温末”的名号聚啸山林，广泛分部在河湟各地。
这个群体就像无边夜幕上划过的一道流星。
突然就出现在夜空，而后灿烂夺目，但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在璀璨夺目之时，它割据凉州数十年，让张义潮的归义军无可奈何，也曾正面硬刚甘州回鹘势力，还曾经和西夏的党项人爆发过激烈的战争。
现在一般将“凉州温末”定义为吐蕃人政权，但这个群体里什么人都有，既有吐蕃人，也有唐人，还有吐谷浑、苏毗、白兰、羌人等各种生活在河湟的其他群体。
可以说“温末”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族群大杂烩。
这个群体快速崛起的背景，正是我们现在讲述的河陇乱局。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王朝会在哪个阶段出现“华夷之辨”？
尚婢婢的战斗檄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吐蕃版的“华夷之辨”。
我们以前的历史叙述主要以汉人视角为主线，于是就形成了中原是“华”，边地是“夷”的观念。
其实周边族群建立的政权，也一样存在“华夷之辨”。
之前的内容里讲过，吐蕃人的地理概念以“域”来进行划分。最被人所知的“域”，就是“法域卫藏、人域康巴、马域安多”。
其实卫藏还有一个称谓，就是“博域”。
这个“博”就有中心的含义，相当于汉人的中原。
所以，吐蕃王朝的“多康”相对于“卫藏”就是边地。
另外，在核心区族群和占领区族群的对待上，吐蕃王朝也存在明显的区别。我们之前讲过，哪些地方的大臣可以用“论”，哪些大臣即便位高权重也不能用“论”，这种区别可能就隐含着“华夷”之分。
那么王朝发展的进程中，什么时候要弱化“华夷”，什么时候会强调“华夷”呢？
我们来看看唐朝的例子。
唐朝建立之初的皇帝，基本上都在弥合族群差异。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夷狄也是人啊，他们的情况跟华夏没啥区别。身为领袖要考虑的是恩德能不能惠及他们，而不是认为他们是异类，而横加猜疑。如果政策合适，四夷也可以亲如一家，如果心存猜疑，骨肉也得反目成仇！”
类似的话，他还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因此唐朝的中前期是在极力弥合族群差异，大量的异族在朝为官，在外领兵。
但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对异族将领的不信任就大大加强，这时候其实已经隐约有了“华夷”的区分。
真正让“华夷之辨”甚嚣尘上的时代是南宋，这帮人没有能力光复旧土，只能偏安于江南。但在古代人的观念里，黄河流域才是中原，可是中原被异族人占着。南宋这帮人又必须强调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那怎么办啊？！
华夷之辨呗！
你们这帮人虽然占着中原，但你们是“夷”；
我们虽然偏安一隅，但我们是“华”。
我们才是中华的正根儿！
这就是“华夷之辨”大行其道的原因。
由此可见，当一个王朝处在开拓期，进行领土开拓的时候，是不会强调族群差异的。因为它要尽量融合各个族群，强调差异不是给自己使绊子嘛！
等到王朝衰弱了，边地出现了动荡，这时候才会强调族群差异，用这种你和我的差异来强化自己的基本盘。
那么吐蕃王朝是不是这样呢？
在它强势扩张的过程中，吐蕃王朝采取了众多的手段来融合族群。包括刚才讲的推行语言、文字、服饰、风俗的同化，也包括对上层贵族的授官、和亲。我们以前曾仔细讲过唐朝的和亲与吐蕃的和亲，这些都是吐蕃人融合族群的手段。
等到吐蕃乱局已现之时，尚婢婢发檄文挖论恐热的墙角，这不就是在强调族群差异吗？
可能有人会说，尚婢婢是个将领，他肯定没有李世民的高度。
我们来看看同为将领的李靖是怎么说的：“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
要说李靖的境界比尚婢婢高出不止一筹，不算溢美之词吧。
当然了，我们也得承认，李靖跟尚婢婢所处的时代不一样，认知也应该不一样。毕竟人的认识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变化。
尚婢婢的檄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通鉴记载“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
惨遭挖墙脚的论恐热很生气，但连续进攻鄯州都遭受了挫败，一时之间也拿尚婢婢没什么办法。于是他思来想去，感觉弄尚婢婢费劲，那我揍唐朝不就得了嘛！
从唐朝身上回点血，然后再跟尚婢婢死磕。
公元857年5月，唐蕃最后一次盐州之战爆发。
这场盐州之战，究竟胜败如何，论恐热从唐朝身上回血了吗？
咱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书目：
[1]、《唐代吐蕃将领恐热的生平事迹及影响》_王高昆；
[2]、《两唐书吐蕃传译注》_罗广武；
[3]、《唐代中后期唐蕃河陇之争与疆域变迁》_李宗俊；
[4]、《刘元鼎入蕃路线河陇段考》_王蕾、刘满；
[5]、《西北黄河古渡考（二）》_刘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