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付鹏在汇丰财富的一次闭门演讲，传出后引来投资圈较多议论，有人说值得多看几遍，但批评也挺激烈，比如“又多了一个贩卖焦虑的网红经济学家”，对他做空加拿大、解读巴菲特手持大把现金也多有质疑（全文2万多字，见长平讲谈）。
我就此作个简评。
1. 焦虑是现实存在，专程参加现场活动者，一般也心怀疑虑；贩卖焦虑的另一面是提供情绪价值，现在正拥有最广泛的受众，也迎合主办方的需要；专业性则见仁见智。
2. 付鹏是做过hedge fund的，所以他会从类似买方的角度分析数据、评估研报，而这方面的供给历来很充分，现在发布及分发渠道又极为多样；在转为卖方后，他现在的视角就有别于一众券商宏观分析师——以致有些苦哈哈的研究员同行为着高频发布的CPI、PMI一写就是几千上万字时，在他看来多数只能扔进垃圾桶。
3. 他可以这样说的理由，在于他自认为自己看到了（被别人忽视）的宏观叙事——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在金字塔的顶端， 意识形态 已从包容融合、不断左翼化、全球化，转向右翼化、逆全球化。它通过 政治、宏观经济 ，向 资产和市场端 层层传递。其结果是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分配矛盾加剧，中美贸易战就是后者的表现，并且战争风险增加。
（所谓的 分配矛盾 ，也就是几年前走红的词“ 存量之争 ”吧）
他还给出了世界大转折的时间点， 2016年 ——也即特朗普首次竞选成功时。
在我看来，这种转向通常离不开特朗普类型的特定历史人物的促成，但它并非180度转弯，也不是短时间完成的（所以网上有人留言认为是2012年，也有人认为是2019年，个人各有感悟）。
以 美国的右转 为例，20年前的2004年，小布什击败克里成功连任，共和党还赢得参众两院多数，那一年，时任英国《经济学人》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现任彭博社总编辑）出版《右派国家》 (The Right Nation) 一书就提出：
1）共和党是美国政府中的天然一党，美国政治的风向正在向右转；
2）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强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
十年后的2014年，他为书的再版作序时感叹：第二点的说服力比前者要强得多。
那时， 唐纳德· 特朗普先生尚未蹦出石头。
那一年，数千人参加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准备参与2016年大选竞争的共和党潜在候选人悉数到场，到处拜票，那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新泽西州长Chris Christie、得克萨斯州州长和Marco Rubio等参议员。米克尔思韦特在罗列那几位潜力人物时，在名单最后顺便提了一句——“ 还有 唐纳德· 特朗普这样的门外汉”。
2016年特朗普作为右翼猛士而崛起，的确是个标志，但他的根扎在美国特有的、强大的、持续的保守主义土壤中。
转变是个过程。投资界哲人达利欧是从贫富分化中感到了危险以及转变的来临。2019年11月，他在领英贴过一篇文章： The World Has Gone Mad and the System Is Broken 。我们当时译为： 这个世界已疯，这个体系已坏 。此文被传播较广。
达利欧看到了财富、机会和政治地位的鸿沟越来越大，所谓的财富从上而下惠及底层民众的 “ 涓滴效应”（trickle-down）并不起作用， 资本主义为大多数人良好服务的机制已经破产。 而这种情 景是不可持续的， 为此他认为“ 世界正面临一场 范式转 变 （big paradigm shift） ”。 【达利欧全文见读者群】
不只是美国，欧洲多个国家的右翼势力壮大、反移民倾向骤升等也就易于理解了。
4. 关于国内经济的核心问题 。
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可算民间版本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有太多著述和口水讨论——G2关系变为竞争甚至对抗，直接冲击中国外需出口、冲击引进FDI及前沿科技研发等等，但就中国经济的现状而言，这外因并非其主要诱因。
历史性的，中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上周已低于日本
上次，9月出大招之前，付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讲到，当前国内经济困局的核心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回报率下降。这次他讲了他的草根调查：当经济下滑、消费降级时， 最先反映收缩的是最底层 ，所以他的调研对象是网约车司机、外卖等。
调研的结论是情况非常严峻，而且是始于2019年，不是今年；今年9月底以来的增量政策可对冲部分但不解决问题。
他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提振内需， 核心是进行（收入）再分配 ，政府和居民之间，贫富之间，债务和杠杆之间。
遗憾的是，国内讨论 政策如何调整再分配往往尚浅则止，近两年更是声音稀少 ——它当然超出了券商经济学家的业务范围，其他半官方智库、学院派人士则估计心有忌惮。仅有王小鲁等不太多的学者，执着于此，不断呼吁至今（未果）。
增量政策倾向居民端、收入端 ，我曾在FT中文网的文章中有过陈述。我仍然认为，没有向居民社保、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房及生育的大力度财政支持（补贴，不是以旧换新那类），增量政策只是救眼前之急，并不完整；此外，以改革方式激发全社会的活力（精兵简政，放松管制……），才是长久之策。
其中隐含的另一个重要的解困对策，达利欧9月在受访中替我们说了——（在中国） 致富还是光荣的吗 ？
还有人做大蛋糕吗？怎么做？这是与再分配同样紧要的问题。
5. 关于统计数据 。
付讲到他不信CPI，只用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通胀，也就是核心CPI，据此他发现2019年10月数据就出现异常（当月官方CPI同比上涨3.8%，但核心CPI只上涨1.5%）， 解读为消费出问题了， 中产阶级陨落了 。
我更愿对统计问题展开些。在增速下行过程中，经济统计数据的“幸存者偏差”现象不断加剧，一些数据的指标意义、决策参考作用已遭削弱。“规模以上”所涉数据多数遇此疑问。
再如，常年围绕5.1%、5.2%窄幅波动的调查失业率有多大意义？2亿多的灵活就业人员，算就业还是失业？这类宏观数据都面临再造需要。
6. 关于巴菲特持有现金。
在美国机构媒体上月初的报道中，巴菲特今年以来抛售了部分苹果、美银等股票，加上旗下业务的盈利和分红，现在手持大约3250亿美元现金（到9月末）， 创了历史纪录。付鹏很不认同一些人将此解读为股神担忧美股（估值）过高，认为这是老巴把资产配置到了“零波动率、4.5%股息的股票”上。
我更愿认为这是几种因素达致的结果。
1）巴菲特自己在今年5月的股东大会谈到，他开始出售部分苹果股票的部分原因，是他预计未来资本利得税率可能会调高（以填补财政赤字）；
2）市场机会。有机构分析，巴菲特暂时没找到好的并购机会；
3）市场人士猜测，可能与去年芒格去世有关，巴菲特是在老搭档去世后不久开始抛售苹果股票的。他俩相比，巴菲特从未像芒格那样看好科技企业；
4）市况。美股连创历史新高，而大选前景未明；
5）我的猜测，部分与个人生命周期考虑有关。已过了94岁生日的老巴，他的最新一份遗嘱刚在这周一11月25日（也就是本文所说演讲活动后一天）通过伯克希尔官网发出。他写道：“ Father time always wins ”……“ To date, I’ve been very lucky, but, before long, he will get around to me.”
时间总是赢的，谁能逃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