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2岁的我逃婚路上遇到一军人，被我当成救命稻草死死抓住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马红梅，1961年出生于陕南镇巴县观音公社马家营村。小时候，因为父亲对我的漠视和苛刻，我一度以为自己是捡来的。

1957年，我们村和邻村因争水发生了一起械斗，父亲一人打倒了好几个，为村里争赢了水，1958年他被推举为生产队队长。

在外边他是队长，统领着100来号社员，在家里他却是一个暴君。母亲经常被他吼得瑟瑟发抖，稍有不顺心，就会动手。而母亲性格绵软，渐渐地也麻木了。

在我出生那年，正是大灾之年，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还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父亲嫌弃我是个女孩，本打算扔掉。多亏病重的爷爷，将父亲痛斥一顿，才勉强将我留下。

次年，爷爷去世了，奶奶跟小叔家过。父亲更加肆无忌惮，对我的讨厌和不耐烦不加一点掩饰。

就这样，我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童年生涯。七岁时，同龄的小孩都去上学了，我也想上学，但父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女孩子上学没用，我要留在家带两个弟弟。

后来公社里负责教育的干事，到村里来走访，看我背着弟弟捡柴，没有上学。于是他找到父亲，劝他让我读书识字，否则就是违背了中央的精神。

这顶大帽子让只知道好勇斗狠的父亲吓了一跳，又碍于干事的面子，我到8岁时，终于上了学。只不过初小毕业后，要到临队的小学去读高小，父亲打死也不同意。

12岁的我，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回家后便帮着做家务，照顾弟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我感觉十分压抑，迫切想要离开这个家庭。

1977年八月份，村里有姑娘出嫁，我和人群在一旁看热闹。

新郎是现役军人，穿着整齐的军装，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新娘一起满脸笑容地向周围人打着招呼。

看到这般甜蜜的场景，16岁的我心里也泛起了涟漪。以后我也要嫁给军人，父亲即使再蛮不讲理，也不敢和拿枪的动手吧！

当我满了18岁后，家里开始有媒婆上门说亲。父亲的要求很直接，给两百块彩礼加一辆自行车。

这笔钱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他的这一条件，几乎断送了我的姻缘。连媒婆听了这种要求，都被吓住了，一时之间再也无人敢上门。

一晃来到了1982年，此时弟弟也已满20岁。农村青年结婚早，在家务农的男青年，这个岁数大都在商量婚事了。

父亲的队长职务在1975年时已经被下了，加上他之前狮子大开口也恶了媒婆，弟弟的亲事眼瞅着没有着落。

到了1983年冬天，父亲终于急了，他开始琢磨起“换亲”的事来。

我偷听到他和媒婆商议，同公社小里沟村一户姓李的，家里有一个20岁的姑娘还未出嫁。但那边也有条件，要找一家有女儿的，能换亲给姑娘瘸腿的哥哥。

父亲听后便动了心，拜托媒婆去详谈。我在屋外听到这番话后，感觉浑身掉入了冰窟。这个家已经没有了让我眷恋的理由，我想到了离家出走。

可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姑娘，对外面的世界两眼一抹黑，而且那个年代往城里跑，还需要有介绍信，我又能跑到哪去呢？

我想到了山里的外公外婆家，但这些年我们几乎没来往。我也只是在10岁那年，太太去世后，母亲带我和弟弟回了一趟娘家。

但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偷偷溜出门，沿着记忆中的小路，往山里走去。

冬天天黑得早，才下午三四点钟，感觉已经快到了晚上。一开始，我还能凭借着勇气走，但越走越深，人烟也越来越稀少，我也有些害怕起来。

正当我提心吊胆时，身后传来了洪亮的男声：“大冷天的，你一个姑娘家往山里去干什么？”

我吓了一大跳，拧头一看，是一个穿着军装的男青年，个子1米7左右，背着一个军用挎包，正眼神温和地看着我。

看到是军人，我松了一口气。回道：有事，去山里外公家一趟。

他很热情，问是山里的哪个村？好巧不巧，他家竟然和我外公家是同一个村。

就这样，我们结伴而行。聊天中我得知他叫王振国，在河北保定当兵已经三年了。这次他正好回家探亲，没想到有缘和我碰上了。

路上，他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对象。出于对军人的信赖，我就一五一十跟他讲了遇到的情况。

王振国听后，十分愤怒，大声声讨父亲，说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青年男女恋爱自由，结婚自由，哪还能包办婚姻。

王振国的话让我备受鼓舞，他又说起了自己在部队上的事，以及外边的世界，我的心也渐渐沉醉了。

对于这个萍水相逢的军人，我产生了莫名的好感。我问他，那这事儿该怎么办？我实在不想嫁给那个素未谋面的瘸腿男人。

王振国听后，嘿嘿一笑道：你看我怎么样？我还没有对象呢？你要跟我在一起，你父亲绝对不敢耍狠。

我轻轻“呸”了一下，小声骂他耍流氓，但这个玩笑话，却勾起了我十六岁时做的梦。

看到我有些恼怒，王振国也不再开玩笑。他说道：如果你父亲逼你，你就去公社找妇联，找领导，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