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下)

3.清教运动

革命前,英国的国教是在16世纪上半期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时确立的。英国国教基本上保留了天主教的教义和祭祀仪式,并保存了教阶制度。宗教法庭依然很严厉,对反抗者进行残酷的迫害。国教宣扬"君权神授",规定国王是宗教的首领,主教由国王任命。因此,英国国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和支柱。所以,反对封建统治必然要反对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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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60年代,加尔文教传入英国,后称"清教"。清教很快受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以及广大下层人民的拥护。清教主张教徒人人读圣经,直接领悟上帝的"启示",这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愿。清教宣扬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上帝赋予选民的神圣使命,只有那些发财致富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这便适应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工商业的要求。清教还强调教徒要勤俭、清廉,要为获得财富而努力,认为这才是"基督教的本份"。在形式上,清教反对一切繁文缛节,简化斋戒、祈祷和礼拜仪式。清教徒们身着黑衣,生活朴素,反对一切游乐和嬉戏。这与国教高级教士的奢侈腐化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总之,清教明显符合资产阶级的主张,表明了处于上升阶段资产阶级的宗教和政治态度。清教是反封建斗争的现成思想武器,起到了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的作用,清教的广泛传播为即将到来的革命作好了舆论准备。因此,披着宗教外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清教运动中,成分较为复杂,逐渐形成了两大派别,即长老会派和独立派。长老会派反对由国王任命主教,主张按照加尔文教的教义改革教会,要求由教徒选出的年长者即长老来管理教会,并由长老组成地方和中央的教会会议,掌管宗教事务。长老会派反映了上层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主张。独立派则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的利益,他们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并主张每个宗教团体独立自主,反对设立长者,提倡每个教徒都应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圣经,使教徒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长老会派和独立派这种在宗教上的分歧后来在革命中演变为政治上的分野,形成了两个政治上对立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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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与革命形势的成熟

斯图亚特王朝开始在英国的统治后,国王詹姆斯一世崇拜16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专制主义理论,羡慕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制度。入主英国后,他极力加强专制王朝的统治,大力宣扬"君权神授"之说,声称国王是上帝的代表,"是国王创造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国王"。詹姆斯一世不但为专制主义暴政大造舆论,而且还加紧推行反动政策。他疯狂地迫害清教徒,在1604年的一次会议上公然威胁清教徒,表示要驱逐他们。同年,他还颁布命令,无条件地禁止非国教的任何教派组织的存在及活动。许多清教徒被迫逃往荷兰或北美,仅在革命前的10年中,就有6.5万人逃亡国外。与此同时,詹姆斯一世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至高地位,宣布国会的权力也是从国王那里获得的,它的使命只能是向国王提出自己的愿望,而无权讨论国王的行动。他甚至说:任何人议论上帝就是渎神,议论君主就是叛乱。这就与从13世纪以来就存在的国会发生了冲突。

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国王与国会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征税问题上。詹姆斯一世的宫廷生活十分豪华奢侈。王室领地和骑士捐的收入不敷开支,只能在1614年召开国会,要求下院同意他征收新税。由于得不到国会的同意,他便解散国会,此后,一连7年没有召开国会。在这时期,他想尽一切手段增加自己的收入。1618年,开始实行国内商品专卖权制度,规定商人只有出重金从政府购得独占特许权,才被允许专营某种商品。由于是专卖制,商人就可以抬高3倍价格以盈利。据估计,国王出卖独占特许权,每年可得7-8万镑的收入。詹姆斯一世还实行了王室优先采买权,宫廷的采买官可以在市场上任意以极低的价格强购农民、小生产者及小商人的商品,然后又以高价抛出,宫廷从中获利。此外,他还异想天开地实行卖官鬻爵的办法,定男爵价格为1000镑,子爵为1万镑,伯爵为2万镑。他还令各州州长向居民强制借贷。

詹姆斯一世的对外政策也大大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面对英国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强大敌人西班牙,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政府实行打击西班牙海上力量的政策。但詹姆斯一世非但不这样做,反而放弃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一向联合新教的荷兰打击天主教的西班牙的传统外交政策,力求与西班牙媾和乃至结盟。他甚至企图让儿子查理同西班牙公主联姻,以巩固英、西同盟。在他看来,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联合起来,有助于巩固自己对英国的专制统治。

詹姆斯一世的这些倒行逆施,既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也严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加深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和人民群众同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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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年,詹姆斯一世病死,其子继位称查理一世。查理一世的倒行逆施更加超过其父。为了扩充常备军和解决财政困难,查理一世于1626年召开国会,要求通过新税。下院表示:要想通过新税,国王必须撤换其宠臣白金汉公爵。于是国会被解散。由于财政危机仍然没有解决,查理一世便下令向富人强行借贷,并逮捕拒绝贷款者。这种强制借贷的政策遭到失败后,查理一世只好于1628年再度召集国会谋求解决办法。资产阶级及新贵族的领袖汉普顿、约翰.皮姆等人在会议上猛烈抨击政府的对外政策,重申国会的征税权,反对强制发行公债等。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国会通过了一个《权力请愿书》,要求: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向人民征税和借贷;不依法律和未经法庭判决,不得随意逮捕任何人和剥夺其财产;不许在居民家中驻扎军队;不许按照战时法逮捕人。

请愿书中所申诉的内容,大多数是王室做了许多世代而没有遭到反对的事。更重要的是,正当王室认为完全有权做这些事的时候,它们却都被作为应予禁止的内容提了出来。所以,请愿书即使在形式上不是对查理一世专制理论的一个答复,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请愿书》已隐约体现出国会要限制王权、法律的地位要高于一切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纲领性主张。

在提出请愿书的同时,国会还决定拨款35万镑给国王,作为他接受请愿书的条件,查理一世急于解决财政困难,为了得到这35万镑的拨款,勉强接受了请愿书。

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未缓和。不久又发生了吨税(酒类入口税)和磅税(羊毛出口税)之争。过去,每逢新王即位,国会就照例授权国王终身征收这两种税。但是,这次查理一世即位后,国会只同意他征收一年。由于英国每年出进口额甚大,这两种税占国王总收入的1/4。因此,查理一世置国会决定于不顾,年复一年地派官征收。1629年秋,国会宣布交纳吨税及磅税的商人为"自由的叛徒"。查理一世恼羞成怒,下令解散国会。从此,英国开始了长达11年之久的无国会统治时期。

在这期间,查理一世肆无忌惮地推行反动的高压政策及搜刮政策。他指使大主教洛德厉行宗教压迫政策,对清教徒任意罚款逮捕、甚至施以酷刑。其迫害对象不仅有独立派,而且也有长老会派。查理一世在财政上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并在1634年借口英国海岸有被袭击的危险,颁布了"船税令",在沿海地区征收若干世纪以来早已被废弃的"船税",到1636-1637年,又将其推行到内地。这个措施不但损害了地主的利益,而且也大大地加重了城市广大居民的经济负担,因而遭到许多人的反抗。更严重的是,查理一世无限制地推行工商业独占政策,在1629-1640年期间,甚至连肥皂、玻璃、皮革、淀粉、麻布、染料、钮扣、针和别针这些日常用品,也必须在出重金购买特许状后,才准许生产和出售。工商业独占政策造成大量工业部门生产萎缩、物资短缺、物价高涨、失业严重。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受害极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感到生意前途暗淡,不得不携带资本移往国外,不少信仰清教的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农民也都因不堪宗教迫害而移居美洲,留在国内的广大居民感到生活的道路被堵死了。因此,这一时期的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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