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孔"旗手陈独秀的孔子观
提起近现代批孔批儒人物，最广为人知的大概就是陈独秀了。
1915年，陈独秀创立《新青年》杂志，由此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批孔批儒"，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自然"当仁不让"。1916年到1918年两年时间内，陈独秀共计发表了20余篇"批孔"文章，重要的有《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等文章。
客观地讲，这一时期陈独秀"批孔"的主要出发点和立足点并非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就是要将中国从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下解救出来，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则力图为自己的统治披上传统中国的外衣，由此，关于如何定位孔子和儒学就成为了双方必然争夺的焦点。
政治上，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大力提倡"科学、民主"，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北洋军阀及旧文人在当时所大力鼓吹的"孔教运动"是其最大障碍。在他看来"科学、民主"与"孔教"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孔子只讲"一日无君，诚惶诚恐"，所以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正是这层"不可离散之因缘"的关系，他要消灭"帝制复辟的火种就必须要"批孔"，只有如此，"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才能牢牢树立，即"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由此立场出发，陈独秀对"儒学"、"孔教"作出了严厉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建立在反对康有为"尊孔教为国教"基础上的"批孔"，其主要焦点在于要不要尊孔教为国教？孔教要不要写入宪法？
政治上，陈独秀认为独尊孔教既"侵害宗教信仰自由"，更不适合于"民国教育精神"。在康有为发起"尊孔教为国教"运动后，陈独秀有感于国内思想斗争的紧迫，于1916年10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有力的批驳了康有为的观点。
他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一但孔教写入宪法，"独尊一孔"，"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引起国家无穷之纷争"，例如"总统选举法，及官吏任用法，必增加异教徒不获选一条，否则异教徒之为总统官吏者，不祀孔则违法，祀孔则叛教，无一是处。又如学校生徒之信奉佛、道、耶、回各教者，不祀孔则违背校规，祀孔则毁坏其信仰，亦无一是处"，"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所以孔教不能写进宪法，亦不能成为国教。在陈独秀看来，孔教之根本教义就是三纲之义，"三纲之义，乃起于礼别尊卑，始于夫妇，终于君臣，共贯同条，不可偏废者也。今人欲偏废君臣，根本已摧，其余二纲，焉能存在？"况且，"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故孔教于民国教育精神而言亦有不远。
世俗生活中，孔子之道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生活。作为2000多年前中国远古社会历史发展经验的汇总，孔子之道已落伍于近现代世界潮流的发展。在他看来，"儒学孔道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和现代民主共和的生活之道不符合"，"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无与焉"。与之相对应的是，近现代的民主共和制度则是要为绝大多数国民着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纲常名节"，对近现代女性的个人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康有为提倡将"孔教"立为"国教"无疑是要将中国同世界隔绝开来，由此会导致中国更加落后，远远无法达到"强国富民"的国家建设。
正是从以上方面考虑，陈独秀认为"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所谓"毁孔庙、罢其祀"的主张可以清晰地看出陈独秀对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态度了，但假如深入思考，陈独秀一方面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却又主张要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中国社会中剔除出去，这显然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双标"了。正是陈独秀的这种显然过于偏颇的做法，招致了时人的诸多评议。
时代总是在变幻中发展，个人也在感悟社会过程中不断成长，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往往发生戏剧性的改变，陈独秀对儒学的态度就是如此。
1937年，陈独秀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这也标志着陈独秀儒学观开始趋于客观理性。《孔子与中国》一文一反陈独秀从政治立场品评事物的习惯，而是站在学术角度对自己早年的思想进行反思。他认为孔子之道最少有两方面的突出价值。一方面，孔子对原有文化持"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讳书者，多至不可弹述，孔子一概摈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倡当时的国人应继续继承和发扬孔子的这种品格，只有这样才能才能助力中国的崛起和复兴。
另一方面，"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他说："春秋之末，商旅之势益盛，……'素封'之势力，政权乃以次下移。孔子生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十等制，冀图在'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这样一来，陈独秀反而开始对孔子之道对稳定当时社会秩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大唱赞歌了。
世事的变幻如此无常，虽然有其必然的道理，但却也能看出些许端倪。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近现代世界急剧变化的时代，虽然在很多方面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脉搏，遭受到了诸多的冷遇，但在当下的新形势下，却又展现出其永葆活力的特性。
回到陈独秀个人，其早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主要站在政治角度去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不合理处，其观点未免过于激进和偏颇；随着他个人境遇的变迁，他又回归到学者的身份，感悟出了孔子思想诸多的合理之处，这也是他诸多同龄人一生对孔子态度转换的一个代表性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