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叶东杭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我们常说，认罪认罚具结，是要求嫌疑人、被告人对四个要素进行认可：犯罪事实、指控罪名、量刑建议、诉讼程序。这四个要素中，指控罪名、量刑建议最为大家所关注，毕竟这些关乎认罪认罚的本质——对罪（名）的认可及对（刑）罚的认可。
近些年来，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认罪认罚具结本身已经口供化，个别检察机关利用认罪认罚协商，诱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载有不利且缺乏证明的事实的具结书上签字，以此变相获得认罪供述。因此，许多律师同行在辅导认罪认罚具结时，也会关注具结书上的指控事实细节（尤其是在数额犯罪中，若具结书指控事实载明犯罪数额、获利数额、被害人人数等信息时）。
然而，对于审理程序，很多时候大家反而并不关注。笔者本身并非程序辩护的拥趸，一直以来都坚持“程序辩护正在逐 步被解构”的观点，但在认罪认罚具结中，却呼吁大家都关注对审理程序的适用。
何为简易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符合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及“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 三种情形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对比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具有 审限短（20日）、法庭调查环节简略 的特点，对于争议小的案件，能极大限度的节约司法资源。
但现实中，“简易程序”并不完全适合所有认罪认罚案件，原因在于， 不是所有认罪认罚案件都在指控事实上全无争议，不少案件还需在庭审中对具体数额等信息进行法庭调查、核实。因此，相比于简单、省略、快捷的简易程序，选择适用普通程序或许更为妥当，且亦有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11月27日发布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问题》中规定“视情形对案件进行程序分流。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起诉裁量权，对符合条件的认罪认罚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推动实现实体从宽和审前分流；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要 依法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就案件适用的速裁、简易、普通程序与犯罪嫌疑人达成一致 ，由其在具结书中确认，从而推动实现审判程序的繁简分流”。
上文所提，认罪认罚具结正呈现出口供化的趋势， 个别检察官 会 利 用认罪认罚具结填补特定事实上的 证据不足， 而所谓“有政策便有对策”， 辩护律师在应对这种“口供化”趋势时，便会打一个擦边球，要求认罪认罚具结书中，对事实认定部分尽可能模糊化，例如在某些数额犯（如税务犯罪、诈骗犯罪等） ， 在具结书中承认大体的犯罪事实，但 要求在具结书中不具体记载犯罪数额、获利数额及被害人人数等， 这当然 也为认罪认罚案件在 审判 阶 段争取了部分辩护空间。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指控事实模糊化”，公诉机关仍然可以在提起公诉的起诉书中，详细记载他们对案件所作出的起诉结论，明确犯罪数额、获利数额等信息。
而在许多法官眼中，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订，等同于对起诉书指控事实的认可，这种做法使得存在事实争议的庭审变得简单，节奏也会加快——当然，这种“混同”对公诉机关当然是利好的，以至于除了辩护律师，不会有认提醒法庭“犯罪嫌疑人只是认可了有这个事情，但并没有认可有这么多钱/这么多人”。
此外，辩护律师还容易陷入一种被动局面，即一旦提及对起诉书存在事实异议，则公诉人当庭要求撤回认罪认罚具结，法庭也有可能要求审理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俗称“转普”），有的律师考虑到庭审排期的问题，以及嫌疑人家属旁听的时间安排问题，便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又难言。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避免这种被动局势出现？ 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如果案情仍然存在争议，那么就不要在认罪认罚协商过程中默认适用简易程序——既然事实还存在争议，那么就不应“贪图简易” ，在具体操作上，不仅仅通过“指控事实模糊化”来回避这种争议，也要关注认罪认罚具结中对审判程序上的适用。
叶东杭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学院证据法学课程校外导师。从业期间，叶东杭律师主攻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税务犯罪辩护，每年经办大量刑事案件，拥有丰富的信息网络犯罪、税务犯罪辩护经验，曾在经办的多个案件中取得不起诉（无罪）、无强制措施释放（无罪）、缓刑、胜诉、二审改判胜诉等成果及侦查阶段取保候审、不批捕取保候审的阶段性成果。为更好地实现刑事辩护专业化，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刑事辩护服务，自2023年1月1日起，叶东杭律师只承接、承办刑事犯罪辩护业务、企业刑事合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