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南互保”与南北势力分化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南地方实力派不满中央决策而自行其是的一次独立行动，反映了地方势力的抬头和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弱化。
东南互保的省份
1900年年初，两江总督刘坤一对中央招抚义和团的决策“极为焦虑”“，遂发电力阻。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督抚也一致要求严厉剿除义和团。随着义和团在华北、东北等地区迅速蔓延，英国深恐波及长江流域，予俄国以干涉口实。为维护自身利益，英国试图利用东南各省督抚力主镇压义和团的心理，以控制南方的事态发展。1900年6月15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PelhamLWarren)向刘坤一、张之洞转达愿以武力协助其维护秩序的意向。
刘坤一、张之洞获得这一承诺后，除表示支持外，还通过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保证将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一切权益，以避免列强的武力干涉。同时，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也担心各国军舰会以保护侨民为名，自行驶入长江，遂致电刘坤一，建议向各国领事申明“自认保护，勿任干预”37。继此之后，刘坤一、张之洞又相继与美、日、德、法等国达成谅解。
在与两江、湖广、陕西、四川、安徽、福建等省督抚密切协商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于6月20日电奏朝廷，指出东南等地疆臣已达成一致意见，即认为“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要求慈禧太后“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再外侮”。与此同时，义和团和清军正在北京城内围攻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聚居的东交民巷，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与清军混战时中弹身亡，北方的政治局势已陷入一片混乱。清政府自感无力控制局面，遂通谕各省督抚“保卫疆土”，“接济京师”，“联合一气，共挽危局”。“
东南互保各督抚油画
6月21日，清政府向各国正式宣战，随后又谕令各省督抚召集义民，调兵北上援京，以共同灭洋。在各省督抚进退两难之际，李鸿查率先电奏朝廷，称此为“乱命”，“粤不奉诏”“0，并申明自保两广地区。受其影响，多数地方督抚出于维护辖区安全和利益的考虑，遂联合宣称自6月20日以后的宣战和招抚上谕均属“矫旨”，在此名义下公开与清政府分庭抗礼，拒不受命。
清政府下诏宣战后，南北两地在八国联军的攻势面前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态。北方战事日益激烈的同时，刘坤一、张之洞又在张謇、沈曾植两人的劝说下，授权盛宣怀帮同上海道台余联沉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展开会谈，拟订《保护南省商教章程》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章程》草案，并联衔上奏，表示并不存在反叛意图，以求朝廷谅解。6月25日，盛宣怀致电南洋各省督抚，指出在北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若贸然召集义民御侮，必然会招致失败，因此“欲全东南，以保宗社”，各省督抚可依据朝廷“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旨意，“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26日，余联沅与各国领事正式商订《东南互保章程》草案，内容共计九款，其中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则归各省督抚保护，均以保全中外商民安全、产业为主，两不相扰等。
东南互保签约照
章程草案一经订立，议和大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表示支持，折江巡抚刘树棠、四川总督奎俊、安徽巡抚王之春等纷纷宣布参加东南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骙也同意该项主张，并与俄、英、美等六国驻福州领事签订《福建互保协定》。至此，“东南互保”的范围由刘坤一、张之洞管辖的江西、湖北、湖南等五省扩大至四川、浙江、福建、安徽、河南等十三省。
“东南互保”协议虽受国内形势和具体条款限制的影响，最终并未正式定为条约，却是20世纪初中国政局的一个特殊现象，即未经中央批准由地方督抚与列强擅自商订和约。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其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对国内形势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刘坤一、张之洞、许应骙、奎俊等地方督抚首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独树一帜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共同抗旨以求自保地方，无异于“策划独立”。这既背离了当时大多数官员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又保全了列强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侵略利益，解除了北方义和团的南顾之忧，因此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很长时期内被部分国人斥为“海外叛臣”。另一方面，“东南互保”之举又饱含着南方各省督抚审时度势、保全疆土的良苦用心。其客观后果使兵祸限于北方一隅，避免了八国联军的南下蹂躏，从而确保了清王朝半壁江山的稳定与完整。
守旧派分崩离析
自19世纪4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近代中西交往已达五十余年。在此期间，虽曾出现过洋务新政、百日维新等改革活动，使西学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但固守陈规、反对变法的守旧人士仍是数量众多。至19世纪末，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对自强运动依然多有非议，认为洋务派夸大地宣传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时批驳康梁维新派“菲詈中国先圣帝王以誉洋人”，对变法事宜亦是“交哄而不解”。
慈禧太后
他们坚守夷夏之防，鄙视趋新求变的崇洋论者，但在帝国主义肆意侵吞的民族危局中，又找寻不到一种对抗列强船坚炮利的现实力量。戊戌政变后，荣禄、奕動及载漪、刚毅、徐桐等守旧官员倚恃慈禧太后，重新把持朝政大权。在新旧集团间的派系斗争中，当朝执政为维护其权势地位，取消了京师大学堂之外的各项新政事业，大肆捕杀维新派及帝党成员，图谋废帝和立储，同时又对列强同情变法、援救新党、干涉废帝的举动十分愤恨，排外守旧的政治倾向日益明显。
适逢义和团兴起，守旧派的排外之心逐渐与拳民的灭洋之志交织在一起，致使朝野上下、京城内外的仇洋情绪日益激昂。在中央，端王载漪、吏部尚书刚毅、礼部尚书启秀、军机大臣赵舒翘、庄亲王载勋等王大臣皆抱与洋人不共戴天之志，且急于辅助大阿哥登基，故而对义和团运动一味推波助澜，企图利用拳民的仇洋反教心理，排除外力掣肘。一时间，北京城内“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设有拳坛”，诸如端王、庄王、大公主等府邸所设的龙团、虎团、仙团等名目。在地方，多数守旧派官员与上述王大臣有所不同，其崇信义和团、仇洋排外的倾向均出自民族激愤，如山西巡抚毓贤仇教排外即“完全出于狭隘的爱国情操，其间并未夹杂有个人的私怨”。
义和团
他们多强调圣道与神道间的内在联系，赞扬义和团“攻异端而正人心”，“仗神威以寒夷胆”，认为以其对抗列强，中国足可日渐富强。具体行动中，又仰承中央主抚派的意向，奉行同情和宽拳民的政策，对义和团的反教活动或持默许态度，或进行公开煽动。这真切地反映了庚子年间守旧士大夫由顽固走向迷信的心路历程，其中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盲目排外的激进情绪，但又体现了一定的爱国心理和民族气节。
受朝内主抚派的影响，慈禧太后的执政策略开始发生转变，即由摇摆不定改为奉行极端排外的强硬政策，对义和团的招抚态度也日渐明朗。这种姑息政策直接助长了义和团的仇洋情绪，致使拳民和清军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围困使馆，焚毁教堂，杀公使、传教士、教民及其家属，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这使清政府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外交上陷入孤立，同时更为列强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最终酿成巨祸，将中国步步推向战争的深渊。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惩凶”问题成为中外议和谈判的先决条件。1900年9月至1901年2月间，清政府根据各国所列名单，被迫发布四道上谕，首先对“祸首诸臣”加以惩处。具体而言，即判处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斩监候罪名，后经赦免，改判发配新疆，永远监禁；赐令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赵舒翘自尽；判定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即行正法；吏部尚书刚毅、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处以追夺原官，即行革职；革除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的职务。上述十二名“祸首”大多是义和团时期清政府中枢决策集团的核心人物，除毓贤为地方巡抚外，其余或在中央军机处、总理衙门吏部、刑部、礼部等处担任要职，或执掌兵权，官衔均在二品以上。
中间为载漪
继此之后，清政府又在列强的胁迫下，对山西、直隶、河南、江西、四川、浙江等省官员进行惩办，分别处以死刑、斩监候、终身流放、革职永不叙用、撤任、斥革、革职留任等不同程度的惩罚。庚子、辛丑年间，自中央至地方的“惩凶”活动几乎遍及全国，打击范围也十分广泛，其中既包括七名满族亲贵、四名军机大臣及尚书、大学士等中央高层官员，又牵涉总督、知县、总兵都司、举人、禀生等一百四十余名地方官员和乡绅。这使得清政府威信扫地的同时，也以一种象征意义给予国人强烈的心理震慑，由此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社会心态变化，即一部分国人笼统排外的激进情绪迅速转化为恐外或媚外的扭曲心理。庚子事变后，以道德自命、昧于外情的官僚士绅阶层一改往态，竞相以媚洋为荣，遂创设“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时人评论其“丧心亡耻一至于斯”。“据时人记载，此类“附洋势、食洋饭者”不胜枚举。如在北京城内的日占领区，有人为“得日本宠，直以日本之新民自居”，甚至“为子取号‘东民”。俄军占领东北后，一些文人士子对于“全归俄制”，“似高兴至极”，有人甚至宣称“有钱就好，无论俄华”。“在西北，几乎所有文武官员“提起“洋人’便魂飞天外。对于神甫‘意旨’，如奉‘圣旨’。甚至说‘圣旨可缓办，洋旨要紧办”。至此，在从排外到媚外的心态转折中，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守旧派已然分崩离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20世纪初的新政改革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