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靠不住，农村现在流行养女防老

“你哥相当于嫁出去了，当初就不该同意他们结婚。”母亲常跟女儿陈琳抱怨哥哥不管他们。

当初结婚时，父母为哥哥买房、办婚礼花了30多万元，并因此负债。而自从哥哥婚后住进了城里，以自己新家庭为主，村里父母的需求基本都由陈琳负责。

尽管陈琳并非亲生，多年来，父母有什么事都是联系她，“家里面需要电器或者生活用品什么，都是找我，我买给他们”。哥哥过年也多是不回家，父母也不去城里找儿子，因为岳父母跟他住在一起。

而陈琳也早已出嫁，有个两岁的儿子。隔一年，她会带老公孩子回去陪父母过年，有时也让父母去她家过年。平日里，她平均两三天就会给父母打视频电话，他们很高兴。

所以很多时候，陈琳更像是“传统意义上”儿子的角色。

在陈琳上一代人的经验中，这样的现象在农村是罕见的。长久以来，基于传统继承制度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深植于一代代农村父母的头脑，其中的“儿”是儿子，而非嫁出去的女儿。

而现在，农村父母的身边围绕着不少像陈琳一般嫁出去的女儿，共同甚至更多地承担起了父母的养老责任，出现了所谓的“女儿养老”现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甘颖告诉南风窗，相较于城市多样的养老模式和较有保障的养老金，农村大部分的老人都处于一种自我养老和依靠子女的状态。

同时，少子化和当前不断推进的城镇化，使得儿子养老面临压力。此时，“女儿养老”以一种新的养老形式出现，既可以适当化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危机，也提高了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

陈琳今年28岁，老家在四川农村，父母是地道的农民，除了种地，在农闲时会去建筑工地挣钱。

陈琳哥哥大她7岁，结婚已10多年，有2个孩子。哥哥自结婚后就进城生活，父母留在村里。前几年，陈琳嫂子生孩子后，母亲本想去帮忙带，但又怕婆媳合不来，最后是哥哥岳父母去的。

此后，岳父母就跟哥哥住在一起，也是打那起，哥哥跟父母的联系变少了。“我哥不怎么管我爸妈，他们也不好意思去找他。”陈琳说，父母担心频繁找儿子会影响他们夫妻关系

于是，父母的需求都提给了陈琳。

2018年，陈琳从一所大专毕业，工作不太顺利，两年陆续换了几个工作。但那时候，她婆家经济条件不差，因为拆迁，得到一笔补偿款。所以她母亲要什么她都给买，前后花了不少钱，“每个月花费肯定超过1000元”。

去年，陈琳做生意亏了近三十万元，她就跟父母讲：“现在没有之前那么宽裕，没办法做到你想要啥就给你买啥。”她告诉南风窗，“可我觉得我妈跟我提需求提习惯了，我给她讲了我没钱，她还是有啥事就找我，让我有点恼火”。

今年，陈琳哥哥升职了，工资跟着涨。前不久，她找哥哥谈过，“以前你条件不好的时候没给爸妈拿什么钱，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月给爸妈拿1000块钱”。陈琳说，哥哥没说什么，算是默认了。

因为负债，她只能少给点，每月给母亲500元。陈琳本来不打算给这钱，但她父亲说不给不行，他觉得农村都是养儿防老，怎能不给。陈琳说，父亲较懒，现在不到60岁就完全不挣钱了，只在母亲的逼迫下勉强种些地。平时就是去钓鱼，上个月因为钓鱼，母亲跟他吵架要离婚。

跟陈琳不同，同样出生在四川农村的孙丽云在父母没有任何索取的情况下，为父母的养老投入很多。

孙丽云今年35岁，是当地乡镇医院的一名儿科医生，也是家里的老幺，她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哥哥43岁，至今未婚，姐姐40岁，外嫁重庆。父母是传统的农民。

前不久，孙丽云母亲生病住院，查出了脑梗。随后，她跟哥哥、姐姐商量，为父母制定了一个养老计划。

按照计划，兄妹三人每月固定给父母生活费，让他们不再操劳。这笔钱，哥哥每月500元，姐姐200元，孙丽云500元。传统节日、父母生日的红包和礼品等不计入生活费，三人各凭心意。

此外，父亲因慢性支气管炎常用的吸入药剂费4000多元和父母住院费2000元以内的由她承担，2000元以上的她和哥哥均摊。

尽管哥哥并未结婚，但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父母更多还是由孙丽云照料。因为在医院工作，父母日常看病就医基本上是由她负责，每年她都会带父母做全身体检。

2015年，她给父母一次性补缴了养老保险，花了2万多元，现在父母每月的养老金加起来近700元。次年，父母想翻修村里的老宅，孙丽云出了5万元，姐姐出了1万元，哥哥因为当时刚在市区买了房子，就没出钱。

父母平日住在村里，每逢节假日孙丽云几乎都会回去看父母，父母偶尔会来她镇上的家里住上几天。姐姐在重庆，回来较少，但每次回来都会给父母钱和买一些礼物，在传统节日的时候也常转钱给她，让她转交给父母。哥哥常在市里打工，回来的次数比较少。在日常交流上，她与父母更融洽。

“哥哥和母亲的脾气不相符，经常吵架，我经常和父母打电话交流，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孙丽云说

或许在城市家庭中，陈琳跟孙丽云的付出已是常态，但在农村中，女儿参与父母养老，是个新现象。

“2018年在陕西农村调研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女儿养老现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甘颖告诉南风窗，女儿养老本质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种伴生物，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近几年才有的现象。

甘颖当时调研主要接触的是“50后”、“60后”的父母，“因为70后目前还不存在养老问题”。参与养老的女儿，主要是“80后”、“90后”世代，再往上一代，基本还是以儿子养老为主

这种女儿养老，多指的是“从夫居”婚姻的女儿参与父母养老，而非“招婿婚”或“入赘婚”中的女儿。甘颖告诉南风窗，“招婿婚“的女儿养老，本质是女儿的“儿子化”，是因为家庭里缺少男性角色，让女儿承担起儿子应该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而“从夫居”的女儿养老，它的本质不是女儿的“儿子化”，而是在有儿子的前提之下，女儿和儿子共同参与养老。

甘颖发现，当下女儿参与父母养老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的支持。以前的女儿养老更多是给父母一些零花钱，而现在的女儿给父代的经济支持不仅是零花钱，而是在大小的事情上都出力。比如父母住院，女儿和儿子一起分担医药费，在平时，也会给父母买食品、衣服、家电等。

二是生活上的照料。以前的女儿是偶尔有时间回娘家一趟，更多是在大年初二这种传统回娘家的日子回去。但现在的女儿只要有时间，在任意时间都可以回娘家帮忙和照顾父母。

“像我当时调研的村庄，农忙的时候，女儿会主动回家帮忙，如果父母平时身体不太好，她们周末也会回家照顾父母。”甘颖说。

三是情感上的互动。以前，情感上的互动更多是平日打电话或者大年初二回娘家，但现在的互动频率比以前高出很多。当时调研，甘颖访谈的一个女性基本每两周或每月回娘家一次，过年的时候会在娘家住3~5天。

此外，只要她周末不忙，就会带着孩子和丈夫回家跟父母一起吃饭聊天，小长假时也会带上双方父母去周边旅游。“这种情感互动的程度和密度都会比以前要高出很多。”

现实中，这些都是陈琳和孙丽云对待父母的日常。

这一切表明，农村的女性不再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孙丽云告诉南风窗，在他们老家那，跟她一般年纪的女儿，有不少都在照顾娘家的父母，而再往上一代，像她外婆养老，兄妹姊妹之间就有些勾心斗角。

此前，她还在内科上过班，看到很多住院的老人，身体好点的是老伴照顾，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女儿照顾，“不过女儿不需要出钱，只出力”。

陈琳也发现，最近几年，村里的老人不少都是嫁出去的女儿在管。她觉得现在男性一成家，就要托举自己的家庭，顾不上村里的父母。

“而且儿子本身没有女儿情感那么细腻，不会觉得自己爸妈过得很辛苦，可能也有，但很少”，陈琳说，”只有女孩子会想着爸妈老了辛苦，就算从生活费里面抠，一个月都要抠个几百元给父母。”

此外，她认为儿子多是在父母有重大疾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时，才觉得需要他介入，日常操心少，“可能女儿心细一点，日常的陪伴更多”。陈琳说。

实际上，陈琳并非父母亲生，而是当时父母想要多个孩子，但因为怕罚款不敢生而领养的。在成长过程中，陈琳也感受过父母表露出的重男轻女思想。

陈琳坦言，她知道自己的身世和父母从小对她的态度，现在给她们养老，心里确有“疙瘩”，“但归根结底是他们把我养大了，这个是事实，我改变不了”。

跟陈琳不同的是，孙丽云为父母养老，是基于他们从小对她的疼爱和血浓于水的亲情。

孙丽云从小身体虚弱，出生时只三斤多，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爱。长大后，尽管家里条件不好，父母还是坚持让她成了家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不过，甘颖通过调研发现，女儿养老的出现，除了个体的情感外，也牵扯了一些时代因素。

“女儿养老的形成，最主要还是现代性导致的。”甘颖说，这种现代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从社会变迁角度看，主要是由于打工经济的兴起和村庄孝道文化的衰落。在以前的孝道伦理中，“养儿防老”是主要观念，意味着儿子要承担父母的养老责任，也继承家庭财产。而随着打工经济和城镇化的兴起，这种孝道伦理的公共性在村庄慢慢瓦解了。因为村里平时没什么人，大家也不太在乎村里人的评价。即便有人出来劝说也意义不大，如何养老已成为各家庭内部的私事。

“我当时调研的村庄有7个村民小组，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34户人家，除了4户没有女儿的家庭，其他所有家庭的父代都愿意让女儿参与养老。”甘颖说，在上一代，女儿养老就意味着儿子不养老，这是让一个家庭感到耻辱的事情，会被整个村庄所嫌弃。“儿子满月红，女儿一场空”是村子里的一句老话。

从家庭内部的角度看，少子化倾向以及夫妻关系的平权化，即女性地位的提升，使得女儿这个角色和身份，可以摆脱原有家庭伦理的束缚，有了参与养老的可能和选择。

甘颖表示，计划生育使得整个农村少子化，客观上没有那么多儿子参与养老，“以前可能有三四个儿子，轮流给父母养老，不需要女儿来养老”。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一儿一女，而且现在的儿子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压力，投入到父母养老中的资源和精力有限。

女性地位提升，主要表现为她们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提高。甘颖告诉南风窗，以前，家庭收入主要靠男性，但现在打工经济兴起，市场机会变多，大部分女性都会进入劳动市场，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有了经济收入的女性，在家庭中有较强的话语权，钱怎么花不再由男性决定，而是自己支配。

陈琳和孙丽云有同样的感受，她们现在之所以能参与父母养老，主要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收入，而且在自己的小家庭中，由她们话事。

孙丽云现在的薪资，是丈夫的两倍，家里两套房，多数钱也是她出的。多年来，她给父母花了不少钱，但她丈夫和公婆从未在明面上有过怨言

尽管陈琳和孙丽云参与了父母养老，但她们各自的兄长，并未完全置身事外。

陈琳的哥哥虽然回家少，但现在每月会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之前不怎么给，也是因哥哥家里有两个孩子，嫂子又是独生子女，还把父母接了过去。

“女儿养老是（跟儿子）共同参与养老，承担了部分养老责任，这并不意味着儿子不养老了。”甘颖说，儿子和女儿一起养老，对老人而言，养老的质量和幸福感都提高了。因为相较于儿子，很多老人觉得女儿会更贴心，很多心里话愿意跟女儿聊。

此外，共同养老也会缓解儿子单独养老的压力。甘颖说，目前，儿子养老虽无严重的危机，但确实面临一些压力。

当前，农村家庭面临城镇化和子代教育的压力，导致儿子把更多本可以给父母的资源转移到子代，包括进城买房，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此时女儿加入到父母养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儿子给父母提供资源不足的情况。

不过，甘颖发现，对于儿子为农村父母养老投入的减少，父母大都是理解的。

“我们调研的时候，大部分50后、60后的父母都表示能够理解儿子在养老方面面临的压力和处境，所以他们对儿子养老的程度和付出，相较于他们上一辈而言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甘颖说。

但，在女儿养老带来很多利好的同时，也面临困境。“比较大的困境还是家庭财产继承的问题。”甘颖告诉南风窗，有些参与到父母养老中的女儿，对于家产的分配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尽管这个预期可能不是很高。

但现实中，参与父母养老的女儿，却不具备财产的继承权，或父母给她分配的家产份额比较少，显失公平。如此，“她就不太会有继续参与养老的动力，兄弟姐妹之间也可能因为这个问题产生一些矛盾”。甘颖说。

陈琳正面临这种情况。老家那边后续准备拆迁，最初，爸妈说到时拆迁了，补偿款让她和哥哥平分。“后面感觉他们有点忽悠我，有时说平分，有时又说给我哥多一点，因为他是儿子。”陈琳说。

但她跟父母说无所谓，给多少拿多少，不争。不给的话，也可以，“该我养的还是会养，就是可能不会还像之前一样嘘寒问暖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琳和孙丽云为化名）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何国胜

实习生焦梦洋

编辑 | 向由

值班主编 | 黄茗婷
排版 | 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