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1948年秋，吴有训从美国访问回国来到上海，12月受聘出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八仙桥青年会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吴有训在会上作了关于科学教育问题的发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7月29日，吴有训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以下为如去注。
1896年，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设了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这两脉即为交通大学最早源头。
1909年，邮传部司员曾鲲化极力主张、并经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奏清廷批准，于北京府右街创办了“铁路管理传习所”，是交通大学的第三支源头。此校在民国的1917年，交通部依铁路、邮电的不同，将学校改组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
1920年12月，叶恭绰向已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大总统提交《统一交通教育计划呈文》，提议为统一学制，将交通部部属的上海、唐山、北京的四校合并，以大学总其成，名曰：交通大学，下设京、沪、唐三校。
1922年秋，因北洋政府派系纠纷，交通大学存在不足一年即解体。1922年6月22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交通部议案：上海、唐山两校分立，即分设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部唐山大学，各设校长。之后的1923年，“交通大学北京分校”更名为“北京交通大学”。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北京更名为北平；同年9月，平、沪、唐三校再次合并组成“交通大学，并改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1929年2月，北平学院独立，院更名为“交通大学北平交通管理学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校园被日军占领，全校师生迁至湖南湘潭复校。平津沦陷后，1938年3月，教育部令北平学院暂行并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迁往湖南湘乡杨家滩复课。
1938年，武汉沦陷，举校再次被迫西迁。1939年，学校在贵州平越古城（今福泉市）复课。1941年7月，教育部下令将学校校名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1942年1月，教育部更改前令，组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设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交通大学上海学院总部从上海转移到重庆九龙坡，之后、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并入交大组建造船等新专业。抗战胜利后，各校陆续回迁。到1946年，交通大学再次成为三所独立的大学。
1949年7月8日，解放军军委铁道部决定交通大学唐山、北平两个学院，和石家庄的华北交通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1950年6月，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召开座谈会，除了中国交通大学茅以升、金士宣两位校长参加外，会议还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吴有训。
吴有训对中国交通大学校名提出了不同意见：“你们叫中国交通大学，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叫外国交通大学吗？”铁道部接受了吴有训的意见，政务院下令将中国交通大学改名为北方交通大学。
1938年。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荪、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建设大三线的精神，唐山学校开始整体从河北唐山内迁四川峨眉办学，并于1971年全部迁至四川峨眉山。1972年3月2日，交通部行文学校，从1972年3月1日起校名易名为“西南交通大学”。
1956年，由于新中国建设和国防的需要，同时为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国务院决定上海交通大学的主体内迁至西安，小部分留在上海。1959年7月，交通大学在西安、上海两地独立建校，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
留在上海的部分，与原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通大学的上海部分。1959年7月，交通大学在西安、上海两地独立建校，上海部分称“上海交通大学”。
2003年，北方交通大学恢复使用“北京交通大学”校名。
1958年，交通大学在台复校，校址选定新竹市，成立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1967年改制为交通大学工学院，1979年恢复交通大学校名。2021年2月1日，台湾交通大学与台湾阳明大学正式合并为台湾阳明交通大学。
台湾交大与中国大陆的上海、西安、西南（成都）、北京等五所交大并称“五校一家”，“饮水思源，同行致远”。
如去注毕。
1953年，毛主席和吴有训（左二）、竺可桢（左三）等
1950年10月上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吴有训。毛泽东向他询问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现状，科学技术如何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应遵循什么样的方针等三大问题。
吴有训汇报了中国各门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其中重点介绍了在中国发展较早的地质学、生物学，以及发展最晚的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状况，例如李四光的新华夏地质构造说，钱三强等人的核物理学研究成果等等。
他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个来说，中国的科学缺门很多，设备条件很差，尤其是与发展国民经济联系密切的工程技术科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他赞成今后国家的科技发展，首先应遵循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的方针。同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也应在已有若干基础的那些领域里，力争保持和开创国际先进水平。
最后，他谈了中国必须开发原子能、研制原子弹的问题，并介绍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曾在抗战胜利前后特意培养选派了相当一批研究核物理的留学生以及他和萨本栋、赵忠尧拟订数理化计划的情况。
他很有信心地表示，在未来突破西方的封锁之后，只要国家能解决资金问题，中国将会有能力自己设计制造出原子弹来。
接见持续个多小时。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自始至终表现得非常热情和客气。接见完毕，他和周恩来一道，一直把吴有训送到门外，并且目送汽车远去。10月30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科学院召开的临时行政工作会议上，宣布已与周恩来总理商定，将增补吴有训为中科院副院长，分管数理化、工程和天文方面各研究所的领导工作。
1958年，毛主席视察中科院左起：张劲夫、吴有训，右一为郭沫若
12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正式任命吴有训为中科院副院长。
1953年2月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吴有训、竺可桢和侯德榜等科学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央邀请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潘梓年，在怀仁堂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省、部级负责干部共1300多人介绍当代科学发展问题。
吴有训第一个演讲。他重点介绍了核物理和固体物理中的金属学、无线电电子学以及理论物理学，数学中的微分方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以及计算数学，力学中的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化学中的稀有元素提取应用、药理分析和有机化合物合成以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与中国目前经济和国防建设关系密切的研究领域的情况，我国天文学在历史上的辉煌贡献以及我国现代天文学的落后状况和美、苏两国天文学研究的情况。他的演讲深入浅出，生动丰富，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决定由陈毅任主任，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和李四光为副主任，吴有训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和竺可桢、严济慈等一起负责主持十二年发展规划中自然科学研究规划草案的起草和论证工作。
在整个规划制定过程中，吴有训就数理化学科的发展重点问题，直接提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主导性意见，特别是他倡议的把半导体、电子学、自动控制和计算机四大新技术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列为优先发展项目获得肯定，被冠以“四大紧急措施”列入十二年远景规划。6月14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加规划工作的科学家，并合影留念。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博士（左）归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等前来迎接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