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是晚清累积耻辱的总爆发，也是李鸿章一生抹不掉的槽点，因为他的纵容或庇护，有很多临阵脱逃的将军没有受到处罚，有的官复原职，有的甚至还升了官。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面对敌军的围攻，拒绝敌人的劝降，毅然选择自杀，死后却蒙受屈辱，棺材上被锁上了3道铁链，10多年不允许下葬，这是为何？
甲午战争中的清王朝从海陆两方面都被打败，可以说是技不如人。
战争总是要分出个胜负，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了也并不丢人，只要痛定思痛，奋发图强，争取下一场战争打赢便是。
清王朝的耻辱在于，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了多位逃跑将军，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受到惩处。他们大多安度晚年，得以善终。
比如在朝鲜战场上狂背500里，跑得比兔子还快，把败仗说成是胜仗的叶志超。
临阵脱逃是军人的耻辱，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严惩，此人最终却平安无事。像叶志超这样逃跑未被处罚的将领，还有很多。
为什么说李鸿章难辞其咎？是因为北洋水师的官长大部分出自李鸿章的淮军体系，李中堂是淮军创建人，那些逃跑将军大都来自淮军，李中堂便不顾一切为这些败军之将开脱。
说来奇怪的是，丁汝昌也是安徽人，是李鸿章嫡系，他不但没有逃跑，还严词拒绝了敌人劝降，毅然选择自杀尽忠，却受到朝廷的侮辱。
丁汝昌出生于1836年，安徽合肥人。他出身于陆军将领，却被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
原因很简单，只因为他是李鸿章的老乡。老乡见老乡，拼命也要帮，李鸿章选拔人才的前提是任人唯“乡”，只要是老乡，一切都好说。
如果不是老乡，有能力也要靠后。用现在的话说，忠心永远比能力重要。在北洋水师，那些科班出身，还曾留过洋的专业人才，如林永升、邓世昌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也就都没有机会成为北洋水师的主帅。
他们这些专业的海军将领大多是福建人，跟李鸿章不是同乡，靠不住。
反观黄海大战的总指挥、日军海军元帅，自己本身就是海军学校校长。由此可见日本海军是内行领导内行，大清海军是外行领导内行。
外行不是不能领导内行，解放军空军创建之初，司令也是出身陆军将领，那是我们没有专业人才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在晚清，像邓世昌和林永升这样的专业人才，不乏其人。除了这二人，别的舰长，如萨镇冰、叶祖珪、方伯谦，他们也都是福建人，都是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
这些海军将领在李鸿章于1879年筹建北洋水师的时候，年龄大都是三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能出成绩的时候，本应是北洋水师主帅的最佳人选。
李鸿章放着年轻而又专业的人不用，竟然让一个五六十岁的旱鸭子丁汝昌担任主帅，导致这场战斗还未交手，就已经定局了。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那边王庭爆发壬午兵变，国内乱成一锅粥。日本政府曾经跟清朝政府有约，谁也不干涉朝鲜内政。这时候，他们却违反诺言，出兵朝鲜。
在朝鲜政府的邀请下，作为其宗主国的清王朝也出兵朝鲜，两国在那里形成了对峙。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冲突无法避免。
因为朝鲜和中日两国之间都有浩瀚的海洋，如果爆发战争的话，没有海军是不行的。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北洋海军正式宣告成立。而在20年前，日本海军就已经诞生，而且他们还有了自己的造船厂。
这时候的大清奋起直追，也不是说没有机会，李鸿章去西洋斥巨资订购的海军巨舰，一度在吨位、火力等各项参数上超越了日本舰队。
硬件有了，还要有软件去配备，就是要由专业人才担任海军主帅。然而，李鸿章却力主丁汝昌担纲，认为他才是主帅的不二人选。
海军衙门的人本来就是李鸿章亲信，如今见中堂出面，他们也只能借坡下驴，奏准让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出任海军提督。
平心而论，丁汝昌也不是不敬业，他在任职期间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为北洋海军的发展壮大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
付出和成果往往是不成正比的，他对海军一窍不通，就不可避免地会做出一些错误决策，影响水师的建设。同时，李鸿章也在军舰采购上进行诸多干涉，作为其心腹，也只能言听计从。
北洋水师与其说是大清海军，还不如说是李家军。这样的军队如果能打赢日本海军，那才是小概率事件。
在1894年9月中旬爆发的大东沟海战中，日本海军只用了90分钟的时间，就击败了李鸿章苦心经营了6年的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大部就此被埋葬，丁汝昌的命运也惨淡收场。
海战中，丁汝昌倒是安然无恙，在海战结束后，他率幸存舰队退保威海卫。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爆发的威海卫之战中，丁汝昌再次迎来生死考验。这时候的日军屡战屡胜，嚣张至极。丁汝昌率领的清军，屡战屡败，士气低落。
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可以说是毫无悬念。只用了短短3天时间，日军就占了威海卫。最后时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派使者给丁汝昌送来了劝降书。
伊东佑亨说，你们已经弹尽粮绝，抵抗是徒劳的，除了增加伤亡，没有任何意义。你们中国有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果珍惜部下生命，就应该下令投降。
丁汝昌的手下看来很支持伊东佑亨的观点，也纷纷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们投降吧。丁汝昌怒斥部下，我们深受皇恩，不该在这时候贪生怕死，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许任何人说投降二字。
已经下定决心殉国的丁汝昌含泪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与此同时，他还让人把日本人的劝降书送到了老上司李鸿章，表明心迹。
当天深夜，丁汝昌在家人睡睡之后，悄悄服鸦片自杀，以个人之死，承担甲午海战失败的责任。
不得不说，这个选择还算是有担当有胆量，是条无愧于青史、无愧于属下的汉子。我活着绝不允许你们投降，现在我死了，你们要走哪条路，我不拦着你们了。
丁汝昌是败军之将，理应全盘承担失败的责任，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他拒绝了敌人的劝降，自杀殉国，等于是一了百了，死者为大，不应再去过分苛责。
朝廷不安慰体恤他的家属已经够不近人情了，不应该再追究丁汝昌的责任。
可慈禧太后却在请流派大臣的建议下，决定向死人开刀，让死人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她让光绪帝下了一道无情的圣旨，没收丁汝昌的家产。
更让人寒心的是，慈禧还下旨十年之内不许将丁汝昌下葬，不仅如此，还刻意羞辱他的尸首，让丁汝昌尸首穿着囚衣进棺材，而且还用三根铁链将棺材紧紧锁住，让他死了也不能随便活动，待在“牢”里。
丁汝昌的子孙辈，在家乡竟然失去了安身之地，有些不得不被迫流落异乡。
有人说，李鸿章不是袒护嫡系吗？这时候为何默不作声？
李鸿章为逃跑将军叶志超说过情，使得他不仅未受制裁，还建议慈禧留在军中继续任用。奈何叶志超民愤太大，朝廷最后也没有敢留用。不过，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本来已经被关押的叶志超恢复自由，回到家乡，安度晚年。
这不是个例，甲午战争中的逃跑将军，如卫汝成、昶昞，赵怀业，吴敬荣、黄仕林等人，都因为他们是安徽人，是李鸿章的心腹，在李中堂的庇护下得以保全。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吴敬荣、黄仕林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官复原职，后来还得到升迁。
赏罚有度，这是千古铁律。而在大清，逃兵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保住了顶戴，获得留用，甚至升官，这恐怕在世界历史，都是不多见的。而丁汝昌为国自杀，死后反受株连，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
李鸿章为何不站出来为丁汝昌开脱？
只能说，丁汝昌的自杀殉国已成为既成事实，作为一个死人，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战争失败，总要有人承担罪责。逃跑将军、投降将军、败军之将，还有他李鸿章本人，大家都不去承担，那就只能把锅全推到已经自杀殉国的丁汝昌身上了。
丁汝昌壮烈殉国，死后却惨遭迫害，点燃了朝野正直之士心中的怒火。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威海、荣城、烟台、旅顺沿海一带的百姓和绅士给朝廷上书。甘肃提督姜桂题、开缺浙江按察使王仁宝等300多名官员也给朝廷上了书。
丁汝昌的老部下、已经担任北洋兼广东水师提督的萨镇冰等114人，也给北洋大臣袁世凯上书，建议为丁公洗刷冤屈。
大学士孙家鼐等冒着风险给朝廷上书，奏请为丁汝昌昭雪。
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光绪和慈禧早已去世，清王朝快要完蛋之际，清廷才终于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平反昭雪是很好的，可不好意思，来的有些晚了，一年过后，清王朝这艘破船便悄然沉没。
有人说，武昌起义的成功存在很多偶然。可是大清的灭亡却绝非偶然，是晚清统治者的胡乱作为导致了天怒人怨，充当了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