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艺术系列”推出的第三本著作。作者吉川忠夫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在这本书中作者没有过多琢磨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而是“走向历史场景”，将王羲之置于多彩的文化和纷乱的政治交相辉映的六朝时代。为了深入体察这一点，在江苏人民出版社近日举办的读书分享会上，邀请了四位六朝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下文简称）译者陆帅，以及莅临活动现场的几位关注六朝历史的学者，请他们一起带领读者从不同角度走入“书圣”的历史场景，感受1700多年前王羲之的生命脉搏。本文内容整理自活动现场嘉宾发言，部分内容有删节、调整，已经发言人审定。
《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
吉川忠夫与《王羲之》
陆帅：日本学界有这样一个传统：出版社会出版一些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普及性读物，读者不是专业研究者，但会找专业学者来写，具有学术性，用学术语言把有关人物的这段历史情况简单讲清楚，读起来轻松、愉快。《王羲之》就是这样一本书。吉川忠夫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比较年轻，三十多岁。
我翻译这本书时的最大感受是，中国人讲到王羲之，第一印象肯定是书圣，所以我们在写王羲之的传记，或者电视台拍王羲之题材的节目，首先关注的肯定是这一点。我们习惯于从书圣这一角度出发去看王羲之的一生，他做过哪些事情，他有哪些书法造诣，对后世有多少影响，留下多少精美书法作品，等等。吉川忠夫先生与我们的传统视角有点差别，用今天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经常会讲到一句话，就是“走向历史场景”——简单来说，我们在观察古人、理解古人的时候，最好还是能回到古人生活的那个时代，从他个体的角度出发去想一想，他自己最在乎的身份是什么，他自己过着怎样的生活。所以，吉川忠夫先生在书的开头就说：我要写的不是作为书法家的王羲之。因为对于一个六朝人来说、对于王羲之来说，书法家不是他最看重的身份。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呢？首先，他是琅琊王氏家族的成员，出身士族，其次他是官僚，再次他是一家之长，有儿子、兄弟姐妹，所以吉川忠夫先生写王羲之主要是通过这样的视角来让我们重新认识王羲之，尤其是从六朝贵族的视角。
胡阿祥：吉川忠夫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我初步翻阅这本书，有几个方面的感受。
第一个方面：好看。这本书会说故事，比方一开始说“萧翼赚兰亭”。我们知道唐太宗很喜欢王羲之，想把王羲之的一些作品弄到手，尤其是《兰亭集序》。而《兰亭集序》传在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和尚手上。智永没有后代，临终时托付给了弟子辩才。于是，朝廷下了公文要调这个东西，辩才说没有这个东西，朝廷就派了原来南方梁朝皇族的后代萧翼去“赚”兰亭。这里面充满了传奇故事，就像探秘小说一样。吉川忠夫1971年写完这本书，1972年出版，他的手法很厉害，首先让你能看下去。说完“赚兰亭”之后，说的是《兰亭集序》引起书法之争。《兰亭集序》到底是真的王羲之的作品还是后人伪造的呢？《兰亭集序》和《临河序》有什么差异？这有点像探案小说。
第二个感受：到位。我们经常讲，读书要因世见人，一个作者肯定会受时代的影响。我们今天看民国教授的文章，就能感受到，起码在1930年代的时候，这一批在北平、南京的教授，心境是很平静的，所以他能够写出平静的文字，他能够做很深的、有条不紊的考证。因世见人，然后因人见书。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什么状况。吉川忠夫先生从这个角度写了王羲之的时代。西晋末年，北方动乱，衣冠南渡，王羲之应该是幼年来到南方。北方的侨人到南方来以后，和南方的吴姓之间有矛盾，朝廷一直宣告要北伐，但实际上只想在江南安逸下去。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在这部书里面有着非常鲜活的、到位的描述。我们知道了这个时代，再来看王羲之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人物也就比较鲜活起来。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王羲之个人的，也是写王羲之的时代。
第三点：有趣。吉川忠夫这本书里面用的主要资料是书信。读书信有点“窥秘”的感觉。王羲之给朋友们写信到底写什么？吉川忠夫又对这些信进行解读，其中很多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好像窥见了王羲之的私生活。这类资料把整个书给串起来。那个年代留到今天的东西中，王羲之的尺牍应该是最丰富的，什么方面都有，让我们真的看到一个鲜活、立体的王羲之。
第四点：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什么叫行书？甲金篆隶楷行草，行书是说书法像行云流水。这本书的翻译担得起“行书”这两个字，行云流水。能够译到这种程度，真的很难得。陆帅的翻译真的达到了“信、达、雅”。
第五点：漂亮。这本书真漂亮，装帧、用纸、版式、插图、封面、装订方法真漂亮。
这五个关键词就是我粗粗阅读的感受。
王羲之行书兰亭序卷（传唐褚遂良摹本）
张学锋：我是在十几年前读的吉川忠夫先生的日文版。刚刚听了胡阿祥老师的介绍，我回去以后一定要读一读中文版。因为吉川忠夫的原版太拗口，这本书写于1971年，已经是讲标准白话的时候，但日文版的文字还停留在鲁迅时代。陆帅竟然能把它译出来——你的日文水平比我高多了，从此以后我对你刮目相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前不久童岭翻译了我的老师永田英正先生的《项羽》，联系到吉川忠夫的《王羲之》，再回忆起读上个礼拜刚过世的我的导师砺波护先生的《冯道》，包括谷川道雄先生的《唐太宗》——这些书叫袖珍本，现在叫口袋书，带在路上读非常方便——我感慨这些书都是这些老先生们三十多岁时写的。吉川忠夫在中文版序中有同样的表述，那个时候年轻，无所畏惧，再往后真正成了一位知名学者以后反而束手束脚，什么都不敢讲。所以写书要趁年轻，三十多岁写的书应该是最能够体现一个作者的风貌和气质。
读书会现场，韩悦芳拍摄
六朝怀古：时代魅力何所在
胡阿祥：我先抛砖，然后引玉。六朝，我们从几本书说起。我经常喜欢说，不读《唐诗三百首》，算不上合格的中国人；不读《颜氏家训》，算不上合格的中国家长；不读《世说新语》，算不上合格的中国文人。《唐诗三百首》里面很多的唐诗是怀古诗，怀的是什么“古”？六朝的“古”。《颜氏家训》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家训之祖？颜之推经历了南北朝那个太复杂的时代，所以颜之推的家训是充满矛盾的，他像充满智慧的老人，跟子孙谈心——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那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这个家训很真实，不是板起面孔的家训，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复杂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这些名家、士族像浮萍一样在漂。《世说新语》，鲁迅先生说这是名士的教科书，冯友兰先生说这是中国文化的风流宝鉴，美国学者马瑞志说这是一部士族生活的百科全书。我想从这些就能看出六朝时代的特别魅力。
六朝真的是一个乱世，跟今天这个时代距离太远。我们今天如果穿越回秦汉隋唐，可能不会太陌生。但是如果穿越到魏晋南北朝，可能非常陌生。我们会感慨怎么会有这样的乱世、这样的异象、这样“出轨”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乱世，说不清历史纪年。魏晋南北朝到底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如果说从曹丕代汉的220年，到隋文帝杨坚取得北周的581年，那可能不对，581年南京的陈朝还在。如果算到589年，那么当时哪个政权算合法、哪个政权算正统呢？说不清楚。三国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220年开始到266年吗？司马炎取代曹魏是266年的1月份，我们现在历史纪年表上都写着265年，实际是不对的。但是266年的时候吴国还在。魏晋南北朝可以概括成三个阶段、四个系统，三个阶段是分裂的三国、短暂统一的西晋、分裂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四个系统是三国、西晋、南方汉族系统的东晋南朝和北方胡族系统的十六国北朝，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乱。
何谓异象？这个时代跟秦汉和隋唐不一样，它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儒、玄、佛、道、文、史、阴阳。这个时代的文化取向非常丰富，有人称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文化上的独尊，盛行阶层歧视，谁都看不起谁，文人看不起武人，先到南方的人看不起后到南方的人等等。这个时代什么都讲究品目，什么都要品，人有品，书有品，，画有品，棋有品。“品”从那时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个时代宗教迷狂、淫祀泛滥，文人尤其官人不喜欢做具体的俗事。
王羲之那个时代到底怎么样？说不清楚。因为说不清楚所以有魅力。王羲之从他的官员身份来说，最重要一段经历是绍兴“市长”，他的政绩就是养鹅，“王羲之爱鹅”的故事经常为大家所说。他在绍兴还干了什么？喊朋友、子侄在一起喝酒，曲水流觞。后人不仅说王羲之是书圣，明朝的项穆还说“仲尼、逸少，道统、书源，非不相通也”，这就将王羲之跟孔子并列了，这是我看到的对王羲之最高的评价。魏晋南北朝的特点是乱世加异象，所以这是一个“出轨”的时代。我们今天一切都在轨道里，所以跟那个时代差别很大。
张学锋：我心目中的六朝时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如果从历史学上来谈六朝，有一本书的题目最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的特征——《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这本书的题目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中华的崩溃”，如果我们把秦汉大一统帝国看成中华文明的话，进入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个巨大的文明体就崩溃了，崩溃以后到了隋唐再次统一，即这本书的后面一半题目——“扩大”。所以这本书的题目真的非常扼要地概括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特点，即处在分裂时代，大家为了生存必须努力，努力以后一旦合成一股力量，这个力量就远比秦汉大得多。这就是我对魏晋南北朝近400年间一句话的概要：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童岭：我非常认同六朝是一个乱世，我自己也曾经写到，六朝是乱世，但是它不是一个衰世。可能有朋友认为乱世就是衰世，但六朝是一个充满能量的乱世，是乱世但不是衰世。
如果说六朝有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封建。封建当然是学理上的封建，尚钺先生就认为中国最接近学理意义上封建时代只有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最类似于我们主持人解老师留学的欧洲，最类似于西欧封建时代的样子，就是皇权无法直接控制到地方，因为双重的君主观，最典型的侯景过了江之后和梁武帝说，大意是“我的太太留在邺城，被兰陵王的爸爸给干掉了是吧？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请帮我续弦。听说你们江南的王谢是高门，帮我找一个王谢家的”。梁武帝回复他，“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这是个经典的段子。就是皇帝也没法指派婚姻，王谢他找不了。
第二个关键词是风流。六朝人的风流为什么吸引人？六朝时代特色是把两种完全不同的属性很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个人或者一类人身上。典型的例子就是王、谢。谢安携妓东山，但在国家最有困难、谁都不出来的时候，他出山了，41岁拯救天下。王羲之也是一样，关心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同样很关心北伐的局势，所以王羲之绝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写写字、喝喝酒的人。
陆帅：我补充一下，胡老师说王羲之在会稽太守任上什么也没干，这的确是六朝地方行政的一个特点。我们今天比较秦汉和六朝就能够发现，秦汉时代的社会治理非常细致。现在出土的很多秦汉简牍可以说明这点。此外，秦汉时代是官僚制的初期，官员能上能下，不像魏晋以后强调资历，这其实是一个人人压力都非常大的时代，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魏晋南北朝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一般老百姓在官僚体制内想往上升很困难，但是任何一种社会状态、制度都有两面性，这个时代政府的行政力量不强，虽然很难保证地方秩序的公平，但老百姓可以一定程度上喘一口气。我们看六朝时代对地方官评价比较高的一个词是清静，这与秦汉时代的精神是相反的。
其二，从气候环境上来说，六朝时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冷的时代。竺可桢先生曾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从中可知，中国的时代盛衰与气候变迁有很密切的关系，比较好的时代，如汉唐时代都是相对温暖的，而魏晋南北朝是气候急剧下降的时代，很多社会、族群问题也因此而来。
刘萃峰：刚才胡老师讲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其实胡老师讲了一半，后面的结局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隋唐式的大一统的结局，另一个是六朝式的结局。隋唐大一统的结局就是萧翼赚了《兰亭集序》之后，连夜派人把它送到长安，李世民得了之后大喜，下令封赏萧翼，推荐萧翼的房玄龄也获重赏。同时，此前隐瞒《兰亭集序》不在手里的智永弟子辩才，本来是欺君之罪，现在也赦免了，因为《兰亭集序》拿到手了。辩才本来非常害怕，被赦免后很高兴。萧翼立了如此大功回到长安封赏，这是一个比较大一统的唐朝结局。
另外一个结局就是辩才失了《兰亭集序》之后，一下子整个人就放空了，然后第二年就病死了。而萧翼在赚得《兰亭集序》之后，也是感觉辩才把他当成莫逆之交，倾囊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佳宝都献出来了，结果却被骗了，萧翼感觉十分对不起辩才，自己就出家做了和尚，留在了寺庙。我想这个就是非常六朝式的结局。
永嘉南渡背景下的王羲之
胡阿祥：王羲之是山东琅琊郡临沂县人，很小就迁到南方，这个事情影响是蛮大的。从历史背景来说，中国自先秦以来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华夷之辨，就是华夏和蛮夷戎狄一定要区分开来。西晋——其实早在东汉时期——这些非汉民族已有很多迁到内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按照我们传统史书上的说法，发生了“五胡乱华”，这是古代民族交融的方式。北方的汉人不愿意受他们的统治，因此大量南迁，在国史上称为“衣冠南渡”。渡过来多少人呢？从公元三百零几年到《宋书·州郡志》断限的公元464年，按照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渡到南方来的有90万人，也就是平均北方每8个人中就有1人到了南方，南方每6个人中有1人是北方人。而且这种南渡，它不是像满天星斗一样地散落在南方大地上，而是集中在一些地方。地位最高的，像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里面说的，集中在建康，在建康从政，或到浙江那边去自己的庄园。然后稍微次一点的，早期是在扬州、镇江这一块地方。而按照我后来的研究，从西晋末年到南朝刘宋的末年，差不多160年间，北方南迁人口及其后裔的人数，大约将近200万人，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说真的，如果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来说，当时的北方中原文化比南方还是要高一些，所以这些北方人过来以后，真的提升了南方的文化层次，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南方的语言。南方的军队（东晋南朝北伐西征的军队）基本是由北方人组成的，他们有动力打回老家去。《国史大纲》里说，永嘉南渡后，长江流域从此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南人和北人勠力同心，共御外侮，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是决定；按照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里的说法，东晋南朝在南方的发展，使得后来隋唐的文化与经济都提高了一层。所以永嘉南渡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南京也因此成了传承华夏文明的地方。这是从大的背景来说。
从小的背景来说，在司马睿南渡过程中，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逐渐形成后来东晋的门阀政治。司马睿坐在御床，要拉着王导一块儿坐。但是王导很聪明，太阳只能有一个，我不能坐上去，这就形成了大家都很熟悉的“王与马共天下”。天下姓司马，但是治天下的是王。当然，不可能王家一直治天下，大家得轮着来。东晋一朝百余年的历史，前面是“胡与马失天下”，马是司马氏，胡是五胡，八王之乱，很多胡人参加，所以司马氏把天下搞没了。然后，才有“王与马共天下”。后面是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以桓温为代表的谯国桓氏，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以王恭为代表的太原王氏，这就有了“庾与马乱天下”“桓与马争天下”“谢与马安天下”“王与马弱天下”。最后门阀政治走到尽头，“刘与马禅天下”，刘是彭城刘裕。所以东晋这一朝，天下不是皇帝一家的，是贵族和皇帝共治天下。
王羲之处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里面，他作为一个代表性的门阀人物，有时候周边关系蛮复杂的。他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吉川忠夫书里面提到一点，但是没有展开，书里说王羲之写给朋友们的尺牍中，经常提到自己身体不舒服——腿不舒服、胃不舒服。吉川忠夫先生就说王羲之“体弱多病”，又说“有人认为他身患癫痫”。这个问题我倒是真做过研究。王羲之其实活得不大，59岁，跟我另外关心的一个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很像。我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前些年参加活动比较多，每年要贡献一篇文章，我就从历史学角度写韩愈。我写韩愈时发现，王羲之、韩愈、柳宗元三个人得的是同一种病，王羲之59岁，韩愈57岁，柳宗元47岁。生的什么病？腿疼，肚子不舒服。王羲之绝对没有癫痫，这个有点太损王羲之的形象了。我当年为什么写韩愈？很多人说韩愈是吃壮阳药死的。韩愈是吃了那种药——硫黄，但他吃硫黄不是壮阳的，而是治病的，我把药方都找出来了。这是我写得最得意的韩愈研究文章。后来我们历史学院要编一个论文集，每个人最多两篇文章，我提交的其中一篇文章，就是《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考辨》。
王羲之得的什么病？按今天的说法是维生素B1缺乏症。王羲之是北方人，北方人不太得这种病。得这种病是因为吃的东西太精细，以稻米为主，又生活在潮湿、湿气重的地方，身体又有点虚胖。王羲之信里面写身体状况跟唐宋药方描写的状况是一样的。这帮从北方到南方来的人开始都不重视这个病，用南方药方治北方人就会出问题。王羲之的脚没有力量，走起路来很麻烦。韩愈、柳宗元都有长期在南方生活的经历。韩愈早年生活在广东韶关，准备科考是在安徽宣城，后来又被贬到阳山、潮州，南方经历占了他一生的很大部分，而且韩愈一直是贬官，心情不好。王羲之也是在南方。柳宗元是在江西、永州、柳州。所以这些人到南方来都比较短命，跟这个有关系。
琅琊与建康之间：地理空间上的王羲之及其家族
张学锋：关于王氏和建康的关系，琅玡王氏原来在今天山东临沂市的北面（不是今天的临沂），王羲之4岁跟着叔父到南京来，所以基本上是在南京长大的。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在东晋政权建设过程当中，琅琊王氏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到东晋第三代皇帝成帝的时候，由于“苏峻之乱”，原本旧的建康城基本上被烧毁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新规划建设建康城的任务迫在眉睫，当时的当权派是王导，王导把都城的规划和建设具体交给了自己的家里人。这个家里人就是王羲之的堂兄弟，叫王彬。王彬是将作大匠，专门掌管国家工程，所以王彬所属的琅琊王氏的一家死后就葬在象山。我们早年发掘的《兰亭集序》真伪辩论的重要材料王兴之墓志，那旁边有一个墓可能是“老姑娘”王丹虎的，王兴之和王丹虎的父亲就是王彬，王彬就是主持建康城规划设计的直接责任者，王导则是监造者。所以建康城的建造是王家的责任，而那个时候王羲之也已经年纪不小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建康城的设计理念应该也有所耳闻。从结果上来看，他们都在洛阳生活过，所以要在江南地区建设一个新的都城时，他们观念中的都城就是洛阳。因此在20里19步这个周长的建康城中间，有中轴线，宫城在中轴线的最北端，宫城南门外御道两侧是官衙等，包括六座城门的名字都来自洛阳，这反映了中原文明如何在江南地区传播并且扎根。从琅琊王氏建设都城一直到南朝最晚期，中间虽然对一些内部的细节有过一些改进，但是大体没有改变过。这是第一点跟王羲之家族有关的，这已经不仅仅是王导、王彬了，我们将其归为琅琊王氏，他们是一个集团。
王兴之墓志
第二点与他们的墓葬相关。长江大桥南引桥旁边的象山，现在一共发掘了十几座墓。象山王氏家族墓地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那里发现的墓葬中基本上都有墓志出土。我们今天如果到南京六朝博物馆去看，在二楼或者三楼有好多墓志。像这样的墓葬里面为什么要放墓志？我们统计了南京地区所有出墓志的墓葬，墓主人无一例外都是北方人，或者说都是外地人。最南的可能就是广陵的高氏，墓葬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里。南朝以后，随葬墓志成为一种习惯。但是在东晋时期，因为东晋政权是个流亡政权，一切都是具有临时感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北归”作为当事人的一种政治正确的口号是一定要提的。至于王导一支的墓葬在哪里，还没有发现，有过一些线索。象山东边的郭家山出土过一些墓葬，其中有个青瓷碗的底部有墨书“王”，所以有人推测是琅琊王氏王导家族的，但是没有依据。王彬有一个儿子叫王彪之，王彪之的墓葬在象山没有发现，但是后来在燕子矶发掘出土了南朝齐名叫王瑰之的墓志。王瑰之的墓志告诉我们，他就葬在他的爷爷王彪之的墓旁。这样的家族，一旦有人地位提高了，就会另立门户。所以王彪之做大以后就另立门户葬到燕子矶去了。总而言之，他们家的葬地没有离开南京的城北，因为那一块地方就是侨临沂县，安葬临沂县迁过来的人。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当然可以生活在南京城里，但是去世以后还是葬回到给他们划定的一个区域去。
东晋·嵌金刚石金指环，南京市鼓楼区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葬出土，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还有一个是空间上的问题，虽然不在南京。今后我们各位如果去山东省临沂市的话，可以去看看王羲之故居。为了建设王羲之故居，临沂划了一块地，在这个地划的范围中，一共发掘了36座墓葬。发掘过后最终保存了两座墓，一个叫洗砚池，当地宣称王羲之就是在这个地方洗毛笔、洗砚台的，而且传说中把这个水池都洗黑了。王羲之4岁就离开山东了，他什么时候能够跑过去洗砚？那个地方现在堂而皇之地建立了规模非常大的王羲之故居，两个墓葬之上盖了两座庙，金碧辉煌，王羲之故居又成寺庙了。所以，我们今天总讲历史文化，但是历史和文化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假现象传了500年，也能够成为文化，但是成不了历史。
对读者来说，和王羲之有关的遗址记住这三个具体的地点就可以。第一个是南京的建康都城，第二个是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地，还有一个是遥远的琅琊的王羲之故居。
品“兰亭”：作品与人品
童岭：中国古代的文人自我期许和后世定位是不同的，我们后世给王羲之的定位是书法家，书法现在归类为艺术，但在古代你给定义一个人说他是伟大的艺术家，你是表扬他吗？你这绝对是骂他。不论是颜真卿还是王羲之，他的自我期许并不是艺术家。刚刚胡老师引到《颜氏家训》，颜真卿直接跟他的小孩讲不要做一个艺术家，不要只是以书法行事。讲王羲之没法绕开兰亭，但是现在大家谈到兰亭基本上都是在交流书法，实际上《兰亭集序》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兰亭集序》的文本很有意思，《晋书》也收录了《兰亭集序》，有一些字的不同。《兰亭集序》的文本有两个层次，“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前面都是非常愉快的。大家注意“俯仰”这两个词在《兰亭集序》短短的300字中间出现了三次，人生就是一俯一仰之间，已为陈迹。但第一次出现俯仰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愉快的概念，“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下面一句，“信可乐也”，意即真的很快乐。但是从这开始，一转折，他已经不是在想快乐的事情。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就是人相处之间，俯仰之间，就是一世过去了。这就体会到人生宇宙中间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和悲哀感。
从文学角度讲，一般说魏晋南北朝人是佛道二家，道家当然就是庄子。大家注意，《兰亭集序》里虽然引用了庄子的概念，但是王羲之是反对的，或者说跟庄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庄子最基本的《齐物论》讲的是“一生死”“齐彭殇”——生死是一样的，活到800岁的彭祖跟几岁夭折的小朋友本质是一样的。那么王羲之呢？他讲“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所以他是很眷念这个尘世，眷念自己的友人的。我们今天好像会觉得成就这么高的书圣不会眷恋尘世，他应该像高僧一样超脱。不，他没有超脱，像胡老师讲的，他是关心自己的家人，关心生死，家人死了之后他感觉到一种无限的孤独。他下面继续说“故知一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直接就说庄子你胡说八道。王羲之知道我们每天都是一刻不停地向着最终极的那个终点去，叫“终期于尽”，我们最终都会走向那个终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即使是遇到很快乐的时光，他还是能够体会一种孤独感。我觉得，人都是有限的空间跟时间坐标，我们只存在于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微尘。王羲之就是把自己投射到这个时间轴上，就是永恒的时间轴上，所以这是他作品伟大的地方。《兰亭集序》不仅仅是书法，作为文学作品它绝对也是不朽了。
胡阿祥：我就这个话题稍微引申一下。因为说王羲之，不可能离开兰亭，不可能离开天下第一行书。怎么进一步地加深对王羲之这个人的感悟呢？我觉得不妨用比较的方式。西晋元康六年（296），在洛阳有一个大官叫石崇，在他的园子——金谷园里办了一场金谷宴，流觞、赋诗、罚酒，主持人石崇写成《金谷诗序》。后来王羲之兰亭雅聚，其实也是这个路子，流觞，赋诗，赋不出来诗就罚酒，然后做了一篇《兰亭集序》。
如果按照今天的学术规范来讨论的话，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涉嫌“剽窃”，起码也是“抄袭”。诸位朋友有兴趣，可以回去把这300多字的《金谷诗序》和300多字的《兰亭集序》比对一下，很多意思是差不多的。王羲之当时也不回避这个，当他知道有人把他的这300多字跟石崇的那300多字，也就是他的兰亭聚和石崇的金谷宴进行相比的时候，他还很开心：我这个玩法居然能跟石崇比！
但是今天除非是做专业研究的，试问有几个人记得石崇？有几个人记得石崇的《金谷诗序》？这里就凸显出一个蛮深刻的问题——人。因为石崇为人太不堪了，而王羲之的为人，我们就用不着多说了，大家都明白。
所以中华文化对一些艺术的评价和人是相关的。比如说王铎，也是书法上很厉害的人——薛龙春就是做王铎的。我就跟他讨论过几次，我问他为什么花这么多心思做王铎，王铎的字真的很好，但是王铎毕竟是“贰臣”，“贰臣”影响到对他的评价。再比方说戏剧上面，阮大铖是一个巅峰，但是大家只记得阮大铖是奸臣。王羲之的这个玩法是跟石崇学的，但是后来人们只记住了王羲之，只记住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以我想，有一些事情，通过比较以后，能够更加地贴近“书圣”，贴近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
论六朝之隐逸：“书圣”是“隐士”吗？
毕云：说到六朝的隐逸问题，我想问大家：当你被问到中国古代著名隐逸人士的时候，你会想到谁？其实我们不一定会想到王羲之，一定不会首先想到他，甚至根本不会想到他。我自己写博士论文，“附庸风雅”起了一个主标题叫“儒玄之间”，其实是想探讨六朝隐逸群体的学术背景，当然也有相关的仕途政治背景。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问大家：王羲之是不是一个玄学家？或者换个方式问，大家能想到的玄学家有谁？可能大家也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王羲之。
这些问题让我觉得王羲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重要的人物，因为很多问题我们在王羲之的身上能够得到新的启发和新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做专业研究的人都知道讲六朝历史是离不开“玄学”。但是我长期以来有一个困惑：大家对于玄学的定义是多么的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到接近于社会上认为女性在家里面就应该承担家务的程度。但究竟如何定义玄学？我们如果通过王羲之来看，很多被认为是名士的人，在放荡、饮酒等通常被引申为玄学人士的言行特征方面，可能还没有王羲之表现得那么突出。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反思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算入玄学家这个群体。
在儒学这个问题上也很好玩。中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都特别看重一个人在本职工作以外做的事，一个厨师饭做得好没有什么，但如果我们陆老师饭做得好，那就不得了。这个其实一直根植于我们说的古代早期的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是我们古代政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很业余。因为从获取官员身份的角度讲，他们不是通过为官的相关训练而获得身份，很多东西可能是上任之后现学或者一直没有学会需要下面的吏员来帮助他。但是从学者的身份来讲，学者肯定也不是他们的主业，成为一个士大夫、成为一个官员之后主业是当官，所以不管是学术还是为官，这两方面都是业余的。
我们在说隐逸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们心目中隐逸的定义或者界限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隐士？我们对于早期很多隐逸人物的认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不群。但是从东汉开始一直到六朝，当时的人们包括写这些史书的人，会把隐逸的标准放宽，变成了“不仕”——只要你不当官，甚至你曾经当过官，在你告老还乡之前你主动放弃当官，都可以这么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把王羲之视为“隐逸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