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1904年—1998年）是知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并在古文字、近代史等领域成就卓著。今年是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先生诞辰12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前不久在上海举行，其中包括“毕生尽瘁图书业——顾廷龙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澎湃新闻本期刊发的是对萧仲珪先生评顾廷龙先生《古匋文孴录》的钩沉。
顾廷龙先生很早就开始发表学术作品。在1935年32岁的时候，他出版了《吴愙斋先生年谱》，1936年又出版了《古匋文孴录》，1938年出版《章氏四当斋藏书目》，1941年与潘景郑先生合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这些著作是他在图书馆工作之余完成的，并出版于他40岁之前，为确立他的学术声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前三部书都是他在燕京大学时期的著作，尤其《吴愙斋先生年谱》与《古匋文孴录》二书，均不属于他后来主要从事的图书馆、文献学领域，反映了顾廷龙先生早年的学术志向，对后人了解他的学术历程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顾廷龙先生撰作《吴愙斋先生年谱》和《古匋文孴录》，与他对文字之学的兴趣和对书法的爱好有着密切关联，他之号“匋誃”，更与后一书颇多渊源。《解放日报》1989年11月18日发表查志华《大叩大应的顾廷龙》一文，曾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顾廷龙先生“看到当时研究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玺印文均有专编，唯独陶文一直不曾有同类编集出现。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就以‘匋誃’为自己的别号，用了多年工夫搜集考释，终于编辑出版了《古匋文孴录》”。
青年顾廷龙
顾廷龙先生这些早年著作在出版之际，就收获了不少书评，如《吴愙斋先生年谱》甫一出版，北平《图书季刊》、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燕京大学《燕京学报》、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展望》陆续刊登了书讯或书评，引起学界对此书的重视。
《古匋文孴录》在1936年6月面世，6月15日《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92期便先行公布了出版信息；7月30日，《大公报·图书副刊》刊登了署名为“风”的简短书讯；9月，《图书季刊》第3卷 第3期也发表了大同小异的图书介绍，作者署名仍是“风”。这两则信息基本上都是根据顾廷龙先生的《自叙》加以改写，为《古匋文孴录自叙》作宣传的。到12月，《燕京学报》第20期刊登了蓉江（即朱士嘉之字）的书评，1937年3月，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发表了张政烺的书评，与简短书讯不同，这两篇都是相对正式一点的评论文字，对于理解《古匋文孴录》其书大旨及学界反响很有助益，其文字也已被择要收入沈津先生数十年前编著的《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和新近出版的《顾廷龙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4年）之中。张政烺的书评还可见于前些年出版的《张政烺文集》（《张政烺文集·苑峰杂著》，中华书局，2012年）中，方便易得。
《古匋文孴录》
其实在上述诸文之外，还有一篇对《古匋文孴录》的书评也很及时而有意味，却较少为人注意。
这篇题为《评顾廷龙古匋文孴录》的书评，作者署名“二土”，当系笔名。登载书评的刊物叫作《新苗》，是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所办，编者署“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刊期是第10期，1936年10月16日刊行，距离《古匋文孴录》出版不过数月之久。
这篇书评开篇先讲起古文字类书籍的发展近况，和陶文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将《古匋文孴录》放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加以评论，表现出书评作者对相关学术领域的熟悉。该文将《古匋文孴录》与此前出版的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孙海波《甲骨文编》和容庚《金文编》《金文续编》诸书并举，认为有顾廷龙此书作为陶文字汇，“那么除了泉币及兵器文字，尚没有编辑外，商周六国文字的字汇，差不出都要齐全了”（“差不出”，原文如此，应作“差不多”。排版错误，或为某地方言？）。《古匋文孴录》一书的学术史地位由此可见。
晚年顾廷龙
针对顾廷龙此书的内容，书评作者首先肯定《古匋文孴录》“考释之精碻，排比之严核，与夫摹写之工整，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而绝不是草草成事的东西，可以说是研究古文字尤其是六国文字的一部最不可少的书籍了。”其中，“摹写之工整”，应当说顾廷龙先生是最称擅场。书评又说：“此书的好处很多，读者看了自可明白，这里不必多叙。”随后主要从体例、正编、附编三点对此书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
尽管分为三点，但这篇书评基本上主要是从文字释读一个角度对《古匋文孴录》提出批评的。唯有第一方面的第一点，强调字头要能互见，合文“司马”，《古匋文孴录》列于“司”字下，书评作者“二土”建议在“马”字下也应增列，从体例方面观之，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而在其他方面的指摘，则实与整本书的体例无涉。
书评作者没有对全书体例提出太多不同意见，因为，正如张政烺的书评所言，“本书是用《说文》的部次编排的，这是向来编次古文的成法，不过却有些人反对……主张据形系联，另创系统。我以为这意见却也有讨论的余地。我们编一部辞书，目的是在供人翻检，所以怎样才最便于翻检，是第一件应注意的事情。假如废除一切旧有法则，另立新的系统，在短期间既未必能够作得周密无讹，而别人检查起来，更未必能便利实用。《说文》是研究我国古文字学的宝典，凡是研究古文字学的人大致都曾读过，它的部次大家也十九可以熟记，所以依据《说文》的部次来排编，虽不能合于我们的理想，终不失为一个妥当而适用的办法。至如《说文》的字有许多和古文字的偏旁不同，那正好用古文来证明《说文》的错误，而《说文》所无之字，也正好藉古文来补苴。”后来包括陶文字典在内的许多古文字字典，还是按照《说文解字》的部次编排，可见这一方法的确有其合理性。亦如“二土”所说，从“排比之严核”也能看出顾廷龙先生的用心。
至于具体文字的释读，“二土”解说的几例，比如将陶文的一个字改释为“卒”，以顾廷龙先生释“衣”为误，大致是可以信从的。后来学术界新编陶文字典，其释文颇有与“二土”相同、相通之处。当然，文字释读的尺度，学者各人把握不同，有人从宽，有人从严，像容庚先生的《金文编》，自问世迄今，一直有人批评其释字“保守”。而这种所谓的“保守”做法，也自有其值得遵循的学术理据。顾廷龙先生或多或少是受了容庚先生“保守”学风的影响，并不要强行释读。他在《古匋文孴录自叙》中也提到，“成此两编，自维草创，必多漏讹，惟愿当世学人加以劻正”。
草创维艰，“二土”正是这样一位愿加劻正的当世学人。其解说时有见地，批评或不无道理，但也无损于《古匋文孴录》作为第一部陶文字典的成就。总体而言，“二土”对此书“考释之精碻”还是充满赞赏的。
这篇《评顾廷龙古匋文孴录》书评的作者署名“二土”，这自然是一个笔名。
“二土”是谁？根据《新苗》这份期刊的“投稿规则”，可知“投稿人限于本院教职员及同学”。因此，这篇书评的作者应该就在当年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师生中。从书评展现的学识程度来看，很可能是教师而非学生。可是，该院教师众多，就其中文史学系而言即不乏饱学之士，如许寿裳、沈岂无、罗庸、章廷谦、罗根泽、陆宗达、傅振伦、林庚等先生，一时说不好“二土”究竟是哪一位。
“二土”在书评篇末写道：“以上所述各节，不过是看书的时候随便纪录下来的，既不成文，而见解亦不甚确，本不足以发表，贻笑大方，不过苏甘先生的十二道金牌是非把忠良拖下水不可的！没有法子，只好出丑。”揣摩文意，这位苏甘先生是向作者“二土”约稿之人，应该就是该刊编辑。在《新苗》中，“苏甘”发表了好些文学作品，此外刊物则很少见到这个名号，大概并非职业创作者，不容易判断其身份。
幸好《新苗》当期的《编辑后记》及时揭开了这个谜底。署名“徐世度”的《编辑后记》说：“顾廷龙《古匋文孴录》，本院图书馆新购一部。我们每每因了书评才看到好书，所以本刊请萧仲珪先生多多介绍。”二土为圭，显然，“二土”就是萧仲珪，而萧仲珪即萧璋先生。
萧璋，字仲珪，1909年3月26日生于山东济南，2001年1月2日去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专长训诂之学。萧璋先生原籍四川三台，其父萧龙友，是晚清京城的名医，家学渊源，文史兼通。萧璋先生的确曾经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青年萧璋
查阅1936年的《国立北平大学一览》，女子文理学院职员、教员名单中均有萧璋，身份是“图书馆主任兼文史学系专任讲师”。徐世度先生也名列其中，“苏甘”即其字，浙江绍县（今绍兴）人，曾任暨南大学出版课主任、中央研究院文牍员、湖北全省义务教育委员会编辑，时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书课主任。徐世度较萧璋年长两岁，和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寿裳有姻亲关系，在《新苗》第一期所列“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名单中，徐世度任常务委员，其第10期《编辑后记》说：“本刊迄本期已出十册。自第六期起，因值暑假，出版委员会未开，由世度负责编辑；本年度委员现经院长聘定，干事亦可于本月十五日以前选出，自下期起，仍由出版委员会共同负责。”其第9期《编辑后记》说：“这刊物，每期要愁稿荒，但是每回都有稿子多出来，真是有点奇怪的。往往离出版只有一星期了，稿子还大大的不够，于是大着急：写信，电话，满处磕头，或托人代为催索；其结果，却又得去道歉，说实在对不住，承您赶了来，想留到下期了，抱歉得很。有时，我想，竟等着吧；然而又想，竟不来呢？”可见其编辑工作中约稿、催稿的强度。这样就和《评顾廷龙古匋文孴录》一文中“十二道金牌”的谑语及《编辑后记》文中所述内容都对应得上了。
晚年萧璋
在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中，收有一篇萧璋先生的自传。这篇自传也提到了萧璋先生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任职经历：“我五岁就随父亲到北京，父亲先后请了两个老师在家教我读四书五经。我没有上过小学，十三岁考入中学，十七岁进北京大学，读国文系，二十三岁（1931年）毕业。毕业后即到吉林省立第十师范学校任教，不久遭‘九·一八事变’，逃难回京。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了半年国文，又回京任职北平图书馆。曾编了一部《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一九三四年由该馆铅印发行，线装两册。此书问世后，沈兼士先生、罗庸先生介绍我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专任讲师兼该院图书馆主任，教文字学、目录学等课。‘七·七’事变发生，女子文理学院迁至平谷，我因未被该院续聘，暂时在家赋闲。”由此看来，萧璋先生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职是无可置疑的，他之撰写《评顾廷龙古匋文孴录》一文，也应该是确凿可信的。他和顾先生一样都在多个图书馆服务过，说起来还算是同行。
萧璋先生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个人文集《文字训诂论集》没有收录这篇书评，该论集书后所附“萧璋本书未收论著目录”中，也未列入此文，看来未曾留心于此。书评中说此书评“不过是看书的时候随便纪录下来的，既不成文，而见解亦不甚确，本不足以发表”，虽属自谦，亦是由衷之言。
那么，顾廷龙先生本人有没有留意到这篇书评呢？
《新苗》公开售卖，在当时的北平学界应有一定范围的流布，不过并非特别著名的刊物，影响未必有多么大，而且，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与燕京大学分属不同的学人圈，往来不算密切，但也绝不可能没有任何交流的机会。
顾先生认识萧璋的师长沈兼士先生。据沈津编著《顾廷龙年谱长编》，1932年夏，顾廷龙先生在为吴大澂编写《年谱》，常去故宫博物院检阅档案，因与时任文献馆馆长沈兼士结识， 后来不知是否聊起过萧璋的书评。顾先生与谢国桢先生终生友好，在古文献领域交流不辍，而谢先生与萧璋先生有戚谊，彼此有无谈起过此事，也不得而知。顾廷龙先生晚年为谢先生的《江浙访书记》作序，曾回忆：“一九三一年夏我上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有时即至北平图书馆阅书，由王以中先生之介得识先生及向达、贺昌群，刘节、赵万里、胡文玉诸先生，相谈甚得，从目录版本、金石文字、舆图水利，导牖闻见，获益良多。”其中没有提及萧璋。
不过，萧璋先生说他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工作之前，也曾在北平图书馆任职，还编有《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检《顾廷龙年谱长编》和苏健、赵晓虹著《国家图书馆学人著述目录1909—1949》（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年），知顾廷龙先生从1933年7月开始，就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主任兼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驻平采访处主任，而萧璋先生1933年至1935年2月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目部中文编目组任职，时间接近，或许有一二过从的机会，可惜尚未查到他们交往的记录。
晚年顾廷龙
总之，现在尚不十分清楚顾廷龙先生是否读过这篇书评，或有什么回应的意见。顾先生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图书馆的工作及文献学研究当中，一直没有机缘增补、修订早年的这部《古匋文孴录》。顾先生当年“他日尚拟选集各家藏拓，付之景印，以供同好”的愿望，也已由后辈学人接力实现。今日纪念顾廷龙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翻检出萧璋先生在《古匋文孴录》出版当年写作发表的这篇书评，一方面可供了解顾先生早年著作的学术反响，另一方面也可让我们借此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在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有所领略、体会。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