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用“诗教”，架设了一条通往永恒的桥。
文| 唐山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生命。”这是叶嘉莹先生说过的话。
走过整整一个世纪，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先生仙逝了。她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我们该如何记住她？她的路将怎样向前延伸？
叶嘉莹先生毕生的功业，聚焦于“诗教”复兴。与当代中文系的教育相比，古代“诗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教学体系。
当代中文系较少关注学生的写作水平，更注重文学史知识、文艺理论的学习，所谓“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的”，这被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批评为“貌似的博学”。
也因此，当代中文系学生掌握大量文学背景知识，对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了如指掌，擅长将审美感觉升华为理论分析，却写不好古诗，无法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审美趣味也不足。
“诗教”则致力于提高文字功夫，从具体词句、音韵入手，逐级向上，通过对古人创作技巧的反复拆解与模仿，最终实现突破。所以，古代大诗家多有传承，他们的弟子也往往以诗鸣世。
“诗教”有缺点，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难规范，难普及。好师傅未必出好弟子，好弟子未必遇好师傅，“口传心授”也可能抑制弟子的创造力，使他们很难做颠覆性创新。
“五四”以降，“诗教”传统更渐行渐远，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自强图存才是第一要义。然而，时代在前行，历史使命在改变，今天又有重勘“诗教”的必要。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在孔子看来，“诗教”是提升国民素质、创造美好社会、通向美好自我的根本。
诚然，没有李杜诗篇，何以言盛唐；没有宋词绚烂，我们为何眷恋宋朝；没有窦娥的感天动地，谁会谈到元朝；没有《红楼梦》的奇伟瑰丽，明清又是什么？王国维先生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
“诗教”不是让人会写诗、会读诗这么简单，而是后代获得身份认同、提升人格、承继前贤的必经之路。或许，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能真正看懂“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其中蕴含的“异代同调”的悲凉。
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嘉莹先生帮助一代人找回了对中国文化的自尊——我们有那么伟大的传统，一代代前贤寄托以生命和豪情，他们的孤独、狂放、挣脱、悲悯、爆发与才情，如惊涛拍岸，作为后人，我们有义务背负起这一切。
尊古并非泥古，在教学中，叶嘉莹先生也创造性地引入了现象学、新批评等当代学术方法，使“诗教”走出私塾，走向公共平台。叶嘉莹先生以自己的努力，修复着“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偏颇，让现代人重新感受到斯文的力量。
现代主义建立在持续的批判之上，却未许诺一个合乎逻辑的终点。因此，更重要的是，叶嘉莹先生的“诗教”，对于突破现代主义困局亦有启迪价值。
世界需要祛魅，以使我们更理性，但世界也需要附魅，以使我们更感性。理性与感性相加，才是完整的人。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叶嘉莹先生用“诗教”，架设了一条通往永恒的桥。
先生虽去，但人类“生于尘世，仰望光明”之心永在。由此知传统必将回归，“诗教”必将复兴。
撰稿 / 唐山（媒体人）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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