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8日，天擦黑的时候，十三纵队一一七团三营到敦坊，构筑了阻击阵地，敌人的部队上来了，他们组织了火力，四个炮兵群向一一七团阵地猛烈攻击，先向一一七团正南九连阵地啃了半天，啃不动，又转到东南啃八连了。
八连的阵地离村还有100多米远，是在一条由东向西的小渠里修的，中间有一条三块大石板拼成的小桥。战士们的单人掩体，都挖在桥西边，而渠是很浅的，匍匐前进，稍不注意便暴露了目标。桥东面，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个转向西南的大拐弯，敌人顺着水渠运动到那里了，一个多排的兵力，不讲究任何队形，冲到离八连只有三四十米远了，八连长一梭机枪打倒了一个挂着望远镜、手拿红旗的敌连长。马上，第一个排长又拿起他的红旗往前冲，战士们一排手榴弹打过去，又把他打倒了。第三个才拿起那个红旗时，又被打倒了，这样才把敌人打下去。
第二次，敌人又从壕沟里运动上来，再不敢大模大样，不讲究队形了，而是采取小组动作。战士们只能看见他们的钢盔和刺刀，八连机枪打了两梭子弹后，又把敌人打退了。这时，敌人飞机来扫射了几次，八连长牺牲了，营长命令二排长代理副连长，前面却只剩下了十四五人，二排长害怕人少会丢掉阵地，早就连派三个人下去联络了。但此时仍不见音信，他马上确定了一班长代理排长，亲自找指挥员去联络，但是，炮火与飞机扫射是那样的猛烈，他派去的三个人都牺牲和挂彩了，三排长前进了几步也中弹牺牲了。
二班长代理了排长，不一会儿，又被敌人的冷枪打中牺牲了。这时，战士们并不惊慌，他们很沉痛地对副班长说：“干部们都牺牲了，就剩下你一个副班长了，你负责指挥我们吧！”李俊祥马上答应：“好！大家要听我的，就剩下我们这十来个人了，我们学习李海水吧！”大家都在默默地听着他讲话，接着提出了共同的口号：人在阵地在，决不丢阵地。李俊祥把六支步枪分成了三组，张忠元和一个战士在桥北，郭振义、王老虎在桥南，蔡来保和左保小在中间，每组负责一个方向，监视敌人。机枪放在后侧，把所有的梭子都压满，等大批的敌人冲上来再打，少数敌人上来只用冷枪打，不准用机枪，好节省子弹，又把所用牺牲和挂彩的同志的手榴弹拿来，等待着敌人。
敌人吃了两次亏，不敢贸然前进了，一连几次的小进攻都被李俊祥他们打退，但敌人的炮火仍旧是非常猛烈的，王海成的帽子被敌人的子弹打掉，张忠元被土埋住又爬出来，飞机顺着水渠直扫了两次，水渠边一棵柳树枝被打断，叶子都扫光了，战士们每个人的背包上，都打穿了窟窿。但是，这十来个人仍旧毫不动摇地坚持战斗。
战斗沉寂了片刻，敌人仍向前运动，在侧面友邻阵地上，冒起了一片光，敌人的衣服烧着了，狼狈地逃窜。李俊祥看见了，马上告诉大家：“这是八纵队，他们抄到敌人的侧翼了。看！他们打燃烧弹了。”战士们都知道燃烧弹是我们打临汾得来的。于是，战士们高兴了。八纵队攻下祁县赶上来了，敌人已在四面包围之中了。
不一会儿，上级把敌人被围的形势简图传到了火线，战士们看着地图，越打越有劲了。
黄昏以前，五连又增加十几个人上来，敌人攻正东七连的阵地未攻动，吹起了冲锋号。李俊祥说：“又是那老一套，敌人要退了。”果然不一会儿，敌人猛烈地向我们阵地上打了几排炮后，便缩回去了。这一缩使它被包围得紧紧的，再也不能伸展了，突也突不出，跑也跑不动。十三纵队一一七团三营，在八纵队的配合下，取得了敦坊阻击战的胜利。
同时，肖文玖集团的大行二分区四十二团、四十三团、榆次独立团在车辆一线阻击敌人。赵承绶发现车辋地区的徐向前部队是个“地方游击队”，是战斗力唯一的“薄弱地段”，决心要作拚死挣扎，妄图从车辋阵地“突破一个缺口”。
肖文玖，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吉水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军副官处勤务员，红三军第九师二团连指导员，红一军团补充一师营教导员，第二团政委、红一军团第二师无线电队政委，二师教导营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四团政委，平西军分区政委，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开始，任晋察冀军区二纵五旅旅长、七旅旅长、北岳军区副司令员。
在肖文玖的战争生涯中，搞政治工作的时间长于搞军事指挥工作。但是他有智有谋，作战英勇，决定了他从晋中战役以后，一直从事军事指挥工作。当徐向前司令员下达了围歼赵承绶的命令时，再次要求肖文玖集团坚决把敌人堵住，他说“只要你肖文玖集团守住车辋一线，歼灭赵承绶就有把握了”。
肖文玖当即表示：“没问题，人在阵地在，不管花多大代价，决不让敌人从我们阵地上突出去！”
曾参加车辋阻击战的李建安回忆道：
黄昏，部队到达目的地——车辋村时，侦察员报告，敌军前卫部队已抵达车辋村西南近十里的西范一线，溃退下来的大批敌军即将拼命压过来。紧张的战局态势告诉我们，我野战大军尚在千里之外，远水难灭近火，我部如不迅速予以有效地阻击，垂死的敌人很可能从此处逃之夭夭。眼下，由于近百里的急行军，部队已人疲马乏，个个气喘吁吁，热汗满身，但军情如此紧急，哪容有半点迟疑和怠慢呀！
在村东一里外开阔的野地里，部队迅速集结，进行着最长一次战前准备。当时，我在团部工作，只见在夕照下，每个指战员都急速将胸章扯下，在背面的空格里匆匆地镇写着自己的性名、籍贯以及部队番号等，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部队没进行过血型检查，“血型”一栏只好空着。三连长王树森是个地道的文盲，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填写胸章这等事儿，可难倒了这个五尺高的汉子。无奈，一溜小跑来到我跟前，麻利地递上一支甜头烟，“秀才！帮帮忙，俺说你写，把这空空给咱填满。”
正在这时，一阵人声噪动，原来是团里一个军务参谋让民工把数百副棺材齐刷刷地摆在部队集结地附近的一条土坎上。对此，大伙心里明白，“要战斗，就会有牺牲，热血男儿战死疆场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是，把这么多棺材在战前就摆在参战部队的眼跟前，这可是少见的，难怪要引起战士们的注意了。团政委见状就把那个参谋叫到面前，“你看，能不能把它摆得远一点儿呢？这种工作要考虑到部队战前的思想情绪么！”
尽管政委的话很婉转，可那个参谋还是窘红了脸，好像做了一件大错事一般。王树森见此情景便挤上前去笑着解围道：“政委，我看那，这是桩好事哩！俺们这些穷棒子们，有哪个的祖辈死后有福份躺这等好材料的箱箱呢！这回俺要是为革命光荣了，能够到这里面是俺的福气。”说着，他走过去拍着一副独木柳棺材，“俺先预订下这副吧，政委点点头，我王树森就心满意足了。”
望着这位坚强而乐观的基层指挥员，政委无言地在他肩上拍了拍，眼眶湿润了，不知什么时候，受到感染的战士已围拢成一大圈，人人脸上显现出激奋的情感，是视死如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热血青年的悲壮情怀？一时难以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