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里，总有一些事情让人啼笑皆非，而更多时候则是愤懑难平。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因其最近的一则“规定”成了舆论的焦点。
禁止员工靠父母买房买车，结婚不准要彩礼或付彩礼，婚礼酒席不超过五桌，否则公司取消福利。
这话一出，便引发轩然大波。
有人认为他“管得太宽”，还有人指责他“爹味太重”，更有人高呼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甚至动辄挥舞起“家长式企业管理”的批判大旗。
然而，这群起而攻之的声音，真是理性而中立的吗？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场名为“自由”的闹剧。
到底是谁在胡来？是于东来，还是那些指责者？答案或许并不复杂。
彩礼问题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它并非只是陈年旧事。
高额彩礼和大操大办，已经让无数家庭走向了困局。
有人为了结婚，倾尽全家积蓄；有人因无力支付彩礼，人生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更有人因为礼金纠纷，家庭支离破碎。
这样的故事，在社会底层更是层出不穷。
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综合治理这些问题，可见其社会影响已成顽疾。
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提倡个性化、自由化。
婚礼要不要彩礼、办不办酒席，似乎成了私事，不容干涉。
看似堂堂正正的自由旗帜，却在面对现实困境时显得格外虚伪。
我们痛骂高额彩礼，却又拒绝制度化干预；我们批判婚礼铺张浪费，却对企业主的倡导嗤之以鼻。
现代的观念困惑和传统的现实困局交织，造就了今天的荒诞局面。
胖东来的“胡来”，真胡了吗？
胖东来是个特殊的企业。
这个企业的清洁工月薪7000元，还能休140天；员工有五险一金，有加班罚款，有委屈奖，有育儿补贴。
如此高的福利待遇在当下实属凤毛麟角。
于东来给了员工体面的收入和生活保障，又要求员工遵守某些行为规范。
乍一看，这似乎是“拿钱买规矩”，但真是如此简单吗？
企业是盈利机构，但在于东来的逻辑里，企业还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责任。
胖东来早就不只是卖东西的超市，而成了一个具有价值观输出能力的地方。
通过制定内部规章，引导员工抛弃陋习，这何尝不是一种“移风易俗”？
有人说，于东来“爹味”太足，企业不应干预员工私生活。
然而，当彩礼成为许多人的家庭负担，当奢华婚礼变成攀比的战场，这难道就完全是私人的事吗？
“主流”的荒谬与公共的迷失！
更让人不解的是，最早对胖东来发难的不是普通群众，而是媒体，甚至是所谓的“主流舆论”。
他们高高在上，轻轻一挥笔，便把“家长制”“权力滥用”等罪名安在于东来头上。
可谁来回答一个问题：真正的家长制，真正的滥用权力，难道不是另一些更深的社会问题吗？
江苏连云港，那位因丈夫18万元血汗钱而匍匐在地痛哭的女人，是另一个鲜明对比。
她的哭泣，难道不该刺痛这些“正义之士”的心？为什么没有人去声讨那个拖欠工资的老板？为什么没有人问一问，为何这类事件屡见不鲜？
当一个企业主努力尝试改变某些陋习，他受到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批评，而真正该批评的，却依然逍遥法外。
这难道不荒谬吗？
非黑即白的批评，才是真正的胡来
于东来的倡议或许有争议，但将其简单化为“爹味”“独裁”，甚至用“管得太宽”来全盘否定，未免太过武断。
这种非黑即白的批评，才是真正的“胡来”。
胖东来不是完美的存在，于东来也未必没有说错话，但他至少是在做实事。
他提出的规则，不是凌空虚设，而是依托于企业的福利制度，有着明确的执行条件。
回头看看那些批评者，他们用什么姿态对待问题？
一边痛骂传统陋习，一边拒绝对传统进行改革；一边指责彩礼不公，一边又不容企业主发表意见；一边喊着“移风易俗”，一边否定具体的尝试。
这种貌似正义的逻辑，其实充满了矛盾与伪善。
最后，不妨再问一句：让胖东来“管一管”，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彩礼问题的核心，不只是金钱，而是观念。
如果传统的婚嫁习俗让人生畏，那么对其进行挑战和修正，本就该是社会各方共同的责任。
胖东来提供的高薪、保障，已让许多员工摆脱了生活的基本压力。
而在此基础上，对一些有害习俗进行引导，未必不值得一试。
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无差别的围攻。
企业不是救世主，但在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企业的力量不容忽视。
相较于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批评者，于东来的做法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我们不能因为它有瑕疵，就直接将其打倒。
鲁迅曾说：“一事当前，先问是非，而不问利害。”
胖东来的事件，反映的正是当代社会对是非的混淆和对利害的偏执。
真正的胡来，不是于东来的尝试，而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
改革本就不会一蹴而就，但对那些敢于探索的人，不该如此苛责。
让胖东来“管一管”，或许才是社会迈向进步的一步。
而那些胡来的声音，该歇一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