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统一指挥下，发动了济南战役。在济南解放在即之时，王耀武做了一生中最为正确的两件事：一是将全城平民疏散出城，防止伤及无辜；二是，打电话告诉军法处和军人监狱，将所有在押犯人释放。
尤其对于关押的共产党和俘虏的解放军官兵，每个军官发金圆券5元，士兵3元，全部送出城去，一个不得伤害。
王耀武这么做，看似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共军一条生路，而实际上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因为败局已定，自己即将落到共军手上，此举是减轻自己罪责的最后一次机会。
可惜的是，在当时的国民党阵营中，像王耀武这样的“明白人”极少，包括蒋介石在内，很多人都不知道把握自己的 最后一次机会。
比如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蒋介石政权在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却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本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白居易后代，所以用白居易别号“香山居士”、把这栋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别墅被戴笠看中、重金买下，改造为迫害革命者的监狱，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但它们又有所区别，白公馆里关押的都是“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一度被改为来华的美军人员招待所。
渣滓洞也在歌乐山麓，距白公馆2.5公里，原是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渣滓洞三面是山，一面是沟，位置较隐蔽。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监狱。
重庆的大屠杀其实从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就开始了。1949年8月，蒋介石亲自带着毛人凤到重庆来布置了屠杀计划。到1949年10月，经过三大战役、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后，蒋介石“划江而治”的美梦破产，转而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对共产党手软，开始在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
屠刀首先刺向被逮捕囚禁达十二年之久的杨虎城将军。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和儿子、女儿，及副官宋绮云夫妇和其幼子“小萝卜头”，遭到特务们的利刀杀害。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当时，难友们已经知道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在囚车上、王朴高喊：“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到了11月14日，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执行蒋介石交代的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江姐（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杀害。11月27日，是屠杀最为血腥的一天，共计207人被杀害，史称重庆“11·27大屠杀”。
重庆是11月30日解放的，而屠杀一种持续到11月29日下午的4时。当天，有32人被枪杀在松林坡，屠杀后、敌特甚至都没有顾得上把尸体掩埋。其中有一位叫黄细亚的、年仅21岁的女青年，是1949年9月13日被捕的，被捕前她送给同学一首《一个微笑》的小诗，说：“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后根据相关研究报告，从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在这里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共产党员共计161人，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的多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
重庆解放那天，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第一时间跑到歌乐山监狱去寻找父亲。多年后，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
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了人们到歌乐山寻找亲人的一幕：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到了1949年12月14日，《大公报》在第三版以《三十名志士忠骸昨开始收殓装棺》为标题，描述了在距白公馆八公里的电台岚垭被杀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尸体的发掘收殓：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另外一具是在不远的一块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志士尸体多都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无法辨认。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些志士们的衣服鞋裤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