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鸡叫的故事虽然是出自高玉保的自传小说，但其真实性有待存疑，更像是一个不靠谱的杜撰故事，属于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作者高玉保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这么一个故事，来表现周扒皮这样的地主，如何压榨欺负穷苦百姓，最终塑造出旧社会地主剥削压榨的丑恶形象，从而加深人们对于地主这么一个形象的刻板印象。
从故事角度而言，逻辑上其实没太大问题。
从动机上而言，周扒皮之所以会这么做，不过就是想要工人们早点起来干活，延长工作时间，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半夜起床，什么都是摸黑做，即使把工人们赶到地里，那也干不了什么活儿，白白浪费体力，而且工人们没休息好，也影响白天的工作。
如果周扒皮不傻，应该不会选择这样的办法。不过这仅仅只是现代式的理性分析，完全拿现在的逻辑去解释过去的事情，那么过去就不是过去了。
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周扒皮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因为通过这种折磨工人的办法，可以让长工们忍受不了，提前跑路，这样周扒皮可以少结一些工钱。所以有可能周扒皮的目的不是提高劳动效率，而是累走长工，少发甚至赖掉一年工钱
至于，对于那些打着所谓生物科普的幌子，跑来说半夜鸡不会叫的说法，我是不认可的。小时候在农村，我们家也养过鸡，半夜一两点公鸡打鸣时有发生。更何况周扒皮还在学鸡叫，不排除公鸡听了周扒皮的鸡叫后，发生共鸣。
真正有问题的是关于周扒皮这个地主形象，在高玉宝小说中，这个周扒皮无疑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剥削压榨的地主老财形象，可谓是典型的反派。
而作为一部自传小说，那么这个周扒皮应该就是有原型的，起名叫做周富春，祖上是闯关东后发的家，经历了数代的积累，才有了如此家业，在当地算是一个名人。不过与小说中不同的是，周富春这个人并不坏，在其底下做工的工人们对其评价都挺不错的。
长工王义帧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至于什么“半夜鸡叫”，更是没有这回事儿，毕竟长工佃户们虽然穷，但并不傻，这样做只会闹笑话。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工人们发现后即使不拆穿，明年也不会给他做了，到头来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最为关键的是，作者高玉宝，根本就没有在周富春家里干过活儿，所以这并不是他的亲身经历，而是创作的一个故事。
当然了，也不能说这个故事就是完全的子虚乌有。因为在那个时代，地主压榨农民是大环境，类似于周扒皮的这样的地主恶霸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高玉宝很可能是把这些故事进行了一个整理再创作，然后塑造了周扒皮这么一个形象。
至于为什么会强加在周富春身上，我开头其实已经讲过，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在那个时代，周富春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地主身份。由于在当地小有名气，他自然成为了被斗争的典型，而“半夜鸡叫”这样的故事无疑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高玉宝曾经回忆过，当时他的初稿出来时，有人对其进行过文学指导，告诉他文学不是照搬现实，而是塑造典型，所以原本的自传，被进行了一些所谓艺术上的再加工，周家则成为了那个典型。
这话有一定道理，既然是文学作品，也是来源于生活，当时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行为的地主，周扒皮作为作品中这个反面阶级的代表，一定要具备典型性，文学表现手法上，可以突出丑陋、反动的一面，这是创作的需要。而且文学作品也有为政治服务的特征，也就是为政治服务，这也本没有错。
所以总结来讲，半夜鸡叫这个故事，并不能算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而周扒皮的这个历史形象，也不是单指某个人，而是对于那个时代地主形象的统一刻画。
虽然故事是编出来的，但却迅速引起中国农民的共鸣，因为当时不可能有闹钟，长工干活都是以鸡叫为准，而公鸡晨鸣就是天麻麻亮的时候，因此周兄这个手段理论上是存在的
同时这个故事对后人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对新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对旧社会毫无了解的年轻一代影响非常之大。在年轻人的头脑里，周扒皮就是所有地主的典型代表形象，周扒皮就是地主，地主就是周扒皮。
不过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按理来说，“半夜鸡叫”就不应该出现在高玉宝的自传小说中，而周扒皮也不该和周富春放在一起。甚至于用周扒皮来代表地主这个群体就存在一定的偏见，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本身就不应该标签化。地主有好的，也有坏的。尤其是对于周春富，他不应该为别人做的恶买单。
关于这一点，高老也曾在采访中表示过深感歉疚和遗憾，他觉得当初不应该在改成不伦不类的“自传体小说”后，仍用的是一些人的真实名字。
但是没办法，在那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宣传手段。这不是高玉宝能够决定的，即使他不写半夜鸡叫，不写周扒皮，依然会有其他的人物事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