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史》中，第一次设定《奸臣传》，其中认定的奸臣一共是21人，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而在这份榜单中，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1/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完颜构将北宋的覆灭责任推卸给了王安石，但由于王安石两度拜相，又深受神宗皇帝的重用，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将王安石排在奸臣之列，所以只能找一个替身，因此就找到了章惇作为王安石的替身，再一点就是章惇最初反对完颜构他爹当皇帝，因此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实际上章惇是最该获得平反的奸臣，此人无论能力，才干，眼光都极为出色，他是王安石真正弟子和传人，也是唯一能够将王安石变法进行下去的人。
章惇，字子厚，官二代出身，史称其：“才智出众，文笔出色，性格乖张”。宋仁宗嘉祐四年进士及第。实际上，章惇原本参加了嘉祐二年千年龙虎榜的科举考试，但因其族侄章衡考中状元，章惇耻于章衡之下，拒不受敕，扔掉诰敕回家，两年之后，25岁的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由此也可见章惇的傲气和好胜。
章惇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苏东坡，苏东坡虽然生前也是两边不讨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后他得到了绝高的评价。而章惇由于身处高位却落得了一个身败名裂。苏东坡对章惇极为钦佩，他在写给哥哥信中说：“章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意思就是章惇就是当宰相的料。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但私人关系却一直很好友，在党争的风浪中经受了考验，章惇数次救苏东坡于危难之中。
某次，宰相王珪多次拿苏东坡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说苏东坡有“不臣”之心。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回嘴辩称：“我不过是转述御史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事后，苏东坡感慨万千，在写给章惇信中写道：“那些当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但最后二人关系还是破裂了，苏东坡远贬岭南，当时已经是宰相的章惇并没有救助。
章惇对不起苏东坡，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东坡，可苏东坡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章惇，也许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章惇和个性鲜明的寇准不相上下，如果得遇名君必为贤相，可惜的是，二人遇见的都是弱势皇帝。也是章惇由于个性迥异，导致他仕途并不顺利，幸好有变法给章惇一个转折，他被王安石相中，提拔进三司条例司，参与变法的核心事务，三司使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整理账目，设会计司，重新登记天下的户口、人口、租额、年课等等，把账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顾来的职位，章惇凭借才干和务实精神，把工作做到极致，然而他当时的职务其实并不如号称王安石“头号大弟子”吕惠卿以及曾布他们。
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病逝，宋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吕公著等相继拜相，旧党上台，章惇被贬出朝廷，直到宋哲宗亲政后，召章惇为相。而且还是独相，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责，同时停掉每年给西夏的岁赐，命章楶修筑城寨，加固边防。凡是元祐所改，全都恢复。引用蔡卞等人，全部居重要职位、担任言官。执政期间国力蒸蒸日上，五年后，章楶在平夏城大败西夏人，使得西夏“不复能军，屡请命求和”。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章惇为相的七年间，他没有像司马光当年对新法赶尽杀绝一样，实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时期一些切实可行的法令，当时，章惇向宋哲宗进呈新修订的法令。宋哲宗听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时期颁布的，大惑不解：“难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吗？”章惇回答说：“取其善者。”这一刻，章惇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格局。
无论如何，章惇这个宰相做的至少算得上是无私，他当宰相后对家人说，我自己现在当宰相了，家里再不能做什么违法乱纪仗势欺人的事，当了宰相之后，为了避免有人来走关系，平常都不见客。他四个登科的儿子只有章援一人在京城任职，其他三子都在州县为官，没有一个显达的。
如果说王安石是理想主义者的话，那章惇则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毕竟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才会好，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进行治理，才不会乱。他服膺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侧重点的不同，决定了他与王安石的成就各有侧重。章惇的政治才干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因此反对者只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么品行上的问题，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只是一出场，就给他一个定语——“有才无行”。
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意思就是章惇品行不好，“素辩”，“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个小人。由此，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变法的队伍里都是些小人，借以贬低王安石变法。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他不仅不是小人，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并时常发出不合时宜之论的孤胆英雄。
一日，宋神宗盛怒，批令斩杀一名漕官。第二天上朝，宋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朕批示要杀的人，已经执行了吗？”蔡确回奏：“臣等正准备报告此事。”宋神宗追问：“杀个人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于是说，自宋太祖开国以来，我朝不曾杀过士人，臣等不愿看到陛下破例。宋神宗沉吟许久才说：“那就将他刺面发配吧。”
这时，门下侍郎章惇忽然站出来，说：“陛下，这样还不如把他杀掉算了。”宋神宗反问：“这是何故？”章惇上前回奏：“古人言，士可杀不可辱。依臣看，杀头比刺面流放要好受得多。”
宋神宗一听，火冒三丈：“朕乃天子，难道连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章惇连忙对宋神宗说：“陛下，像这种快意的事，臣以为还是做不成的好。”宋神宗默然不语，冷静后，怒气渐消，对蔡确、章惇等人说：“这件事就由你们酌情处理吧。”从来奸臣只有溜须拍马、逢迎皇帝作恶的，哪有如章惇、蔡确这般，当面顶撞，给皇帝制造不痛快的奸臣？
宋哲宗去世，向太后在事先选定端王赵佶为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假意征求宰执的意见。章惇当即站出来反对。坦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话没说完，与章惇同朝的曾布怕受牵连，对着章惇吼了一句：“章惇听太后处分！”端王赵佶由此继位为宋徽宗。就凭“端王轻佻”四个字，章惇就对得起大宋了。那个场合，这算是拿命在争，不能要求更多。
因为章惇可不是一个政坛愣头青，而是一个曾掌朝政七八年、富有政治经验的66岁老臣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后果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但他知道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为天下社稷苍生计，他不能不力争。可悲的是，这次力争的失败，最终造成了北宋的沦亡，证明了章惇的远见卓识，而章惇和他的家族则彻底葬送了政治前程。
他为官清廉，坚守国土，寸土不让，在司马光等人提议向西夏割地换和平的时候，他怒不可遏，不徇私，不贪污，不谄媚，不卖国，作为一个奸臣，章惇到底图什么？实际上就是，完颜构替父兄开脱历史罪责，将国事危亡推至王安石变法，让一群推行变法的“误国奸臣”来承担骂名。这样，赵家人是没有过错的，有过错的是底下的奸臣。
按私德来论，章惇的耿直，如果按政见来论，政见不能用来判别君子和小人的，章惇绝对是良相。更具体地说，就凭那句“端王轻佻”，他就不该进奸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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