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刚刚过完新年，新上任的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中将司令官贾伯涛，在浙江龙泉主持召开浙赣闽三省所谓的“绥靖”会议。所谓绥靖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设立的一种区域性军事管理机构，派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主要任务是镇压革命活动，这些区域的军事长官被称为“绥靖区司令”，全权负责该区域的军事手段、军事行动的实施，同时控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
这次任命贾伯涛为浙赣闽三省边区绥靖司令官，其重点就是要消灭我军在浙江的组织，要知道。自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之后，有一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北上行动任务过程中，在皖南谭家桥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回师赣东北过程中，又在怀玉山地区陷入了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刘英和粟裕率先头部队800余人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向闽浙赣苏区转移。先遣队主力部队未能突围，遭敌围攻，指战员浴血奋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等领导人也相继被捕后牺牲，北上行动不幸失败。
刘英与粟裕受命于危难，率领这支部队转移到闽浙赣苏区，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挺进师誓师出征，越灵山，渡信江，冲过敌人6道封锁线，向浙江挺进。随后，挺进师进抵闽浙边，往返转战于闽浙边，打通与闽东、闽北的联系，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各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组织农民开展了以“查田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际，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至此，挺进师初步实现了中央赋予的在浙江建立新根据地的任务。
三年游战争期间，刘英、粟裕率挺进师精心部署，英勇战斗，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特别是进入浙西南地区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先进组织，巩固基层政权，壮大红军队伍，在浙西南地区的松阳、遂昌、龙泉、江山、浦城五县间形成纵横百余公里的革命根据地。游击区则扩展到北抵杭江铁路，南至浙闽边界北段，西及闽赣边界，东至丽水、宣平（今武义）的广大地区。
挺进师虽然是一支孤军，但政委刘英、师长粟裕率领下，把游击战长处发挥到了极点，经常使用声东击西、以逸待劳、围点打援、调虎离山、欲擒故纵、釜底抽薪、树上开花、金蝉脱壳：用计脱身、关门打狗等一系列新老战术，打了许多漂亮的突袭战，据写的《北上抗日和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记载：红军挺进师行动十分秘密和迅速，出奇不意地袭击县城和一些战略要地，当时敌人使用对中央苏区第五“围剿”时的所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所谓铁桶战术，总想围攻一处我军指挥部，我军则趁敌后方空虚之际，深夜兼程的袭击其后方，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我军打了胜仗后快速撤退，敌回师援助时，经常出现两支敌人“狗咬狗”打起来。可以说挺进师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在当时的形势下的确是难能可贵。
红军挺进师开展和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进行了两次惨烈的反“清剿”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有力地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远离上级情况下，能独当一面，不断取胜，充分显示出他们的领导才能。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支撑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红军挺进师通过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终于赢得了浙江国共合作抗日新局面。后这支队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新四军第二支队，粟裕率部开赴抗日前线，掀开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篇章。政委刘英则留在根据地继续开展工作，被任命为华中局特派员兼浙江省委书记，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的工作。
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四大家族”中的蒋、陈两家都在浙江。是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核心区域，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是政权的根基所在，国民党在浙江不仅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党部，还形成了庞大的特务组织，并普遍建立了保甲制度，反动组织十分严密。红色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建立及其发展，自然使老蒋如坐针毡，在大会上叫嚣：“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不亚于昔日四川、江西之患……前途实堪可虑。须施以重兵清剿”云云。后多次调集精锐部队“清剿”浙西南，企图歼灭红军挺进师。
这支部队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抗日主张，广泛从事抗日宣传，呼吁“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抗日义勇军”“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兵力对日宣战”“全国民众一致的武装起来，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去”，取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为推动全面抗战、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加强各党派的合作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样的一支先进力量，自然是无法轻易消灭的，虽然多次派重兵“进剿”，都是以失败告终，革命的烽火在浙南根据地越烧越旺。
然而，以老蒋为首的反动派顽固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一味退让，却做同室操戈，亲痛仇快事情，一门心思想把这支抗日先进力量消灭。正值抗日战争进行相持阶段的时候，在我浙南根据地核心区域龙泉成立所谓“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重点是监视、排挤、打击抗日进步力量和先进组织活动，随后发展到运用武力清剿，一开始派的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同乡浙江奉化人陈式正担任绥靖区司令官。
陈式正，浙江奉化溪口剡岙村人，父亲名叫陈泉卿，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家，与蒋介石是战友，又有人说陈式正是老蒋前妻陈洁如的兄长，不过从两人的照片来看，倒是真的很像，所以，陈式正被人称为蒋介石“世侄”，其老家剡岙也称前岙，地处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西部，是四明山、天台山的交会处，奉化江及“九曲剡溪”的源头，也是人们出入浙东、辗转浙西南的交通要道，南与新昌交界，西与嵊州交界，村里至今有他的故居。总之陈式正是老蒋的心腹受将。
陈式正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警卫室警卫，后历任东征军总指挥部卫兵队第一排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等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陈式正晋升为74军58师师长，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王耀武参了他一本，说陈式正指挥能力有限，建议调任副军长或军委会高参，由廖龄奇接任师长。俗话说战将无能，累死三军，大概老蒋看到这个“世侄”的确是扶不起的阿斗，便一纸调令把他调到军委会担任中将高参，由一线指挥人员成了坐冷板凳的人。
不过，陈式正下班没有多久，又接到一个美差，那便是新成立的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中将指挥官，也许在老蒋眼里，这“世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与日军作战不行，回老家去搞几个游击队应该不成问题，谁知衣锦还乡回老家当司令官的陈式正，可能以为在自己的家乡可以当太平官，据他老家人说，他与人合资经营长途汽车公司（往返奉化新昌一线），在当年经营长途汽车业务那是稳赚的，手中握着枪的陈式正经商赚大钱了。一心不能两用，随后他的司令官也当到头了，1942年1月因“清剿不力”被就地免职，由今天我们重点要介绍的另一位国军贾伯涛接替了他的位置。
贾伯涛，原名贾德森，原籍湖北黄石大冶县（今改名西塞山区）道士袱村人，祖父贾启明曾任清末鄂北知府，因痛恨清庭腐败，辞官还乡，其父贾葆枢（又名贾汉铎）从政，随迁至江苏扬州居住，家境为中产阶层，登记专长有编辑、记录、珠算、簿记等。曾任交易所记事，上海溥益纱厂管理员。1924年春由国民党中央驻上海代表田桐及湖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张知本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长。
据贾伯涛的老家黄石《贾氏族谱》记载：伯涛公幼受庭训，攻读经史，聪慧过人，性格刚毅。在黄埔校很受老蒋的器重，刚毕业就担任侍从室参谋，成为黄埔一期生的第一人，成为老蒋最亲信的学生之一，特别是后来在南昌行营参谋期间，专门负责传递极机密的军事作战计划，可以说是当时老蒋认为最可靠的人，因此24岁就授予少将军衔。
新官上任三把火，贾伯涛刚刚上任闽浙赣边区绥靖指挥部中将指挥官，烧出的第一把便召开动员大会，对参会的各县军事主管提出，要一举摧毁先进组织，以抓住重要领导人为主线；第二把火是本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要旨，以瓦解摧垮领导机构为主体，采取“招抚悬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第三把火是立即行动，刻不容缓，有功重奖，不力重惩，继而指责前任陈式正的不力，便是从严惩处的先例，在坐的所有人必须引以为戒。随后制定了重点抓捕对象是一把手刘英，不断地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渗透，以各种条件作为交代刘英行踪的诱惑。
就在司令官贾伯涛组织、策划和发出的这番严令不到半个月时间， 1942年2月8日黄昏，这天天气阴晦，寒风凛冽，但温州小南门依然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就在此时，小南门恒丰盐店门口来了一位装着长衫，头戴一顶银丝礼帽，指头上戴着翠绿扳指商人模样的人，神色匆匆地要跨进店门。就在这时，一大帮人围了上来，商人想离开时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几个人上前将他抓捕，紧接着，又来了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兵丁，将恒丰盐店团团包围，一顿搜捕抓走了好多个人。
当天晚上，温州小南门恒丰盐店被抓住人的报告便送到司令官贾伯涛办公桌上，他可谓是大喜过望，如获至宝，欣喜万分，前来报告的其下属，温州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张宝琛更是得意至极，恭维地说：“全赖贾司令长官指挥有方，今日在浙闽两省边境活动多年的刘英抓获，胜俘敌十万。”指望他把所有的组织全部供出来，好一网打尽。
原来，就在贾伯涛的悬赏令刚刚发出，手下的那些帮凶便四处活动，这期间，引诱出一名败类，即台属特委武工团团长李少金，此人贪污腐化撤销职务，正要进行严厉处罚时潜逃，得知报告重要领导人行踪能得到重奖后，不如意的他竟然供出省委在温州的秘密联络点——恒丰盐店，还有其它的领导人开会和住宿之处。绥靖指挥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出重兵，对联络地点包围搜捕，导致书记刘英、省委秘书、特别书记等数十名高级干部被捕，导致省领导机关和组织遭受严惩破坏。此事史称“温州事件”。
刘英在温州被捕之后，贾伯涛等大小喽啰认为顺藤摸瓜，企图“扩大线索”能把我浙南根据地所有的组织全部破坏，所谓“一网打尽”，因此派出各大要员轮流上阵进行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然而，敌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刘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坚决斗争，表现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格。在狱中他不仅坚不吐实，还利用一切机会为党工作，在与看守接触的过程中，刘英向看守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抗日的形势，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罪行。
无奈之下，只好将他们决定将刘英等人转移至国民党浙江省驻地永康方岩，并继续进行劝降和疲劳审讯，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就在刘英被捕一个多月后，根据老蒋的批示称：刘英执迷不悟，应处极刑。当时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省政府机关准备从方岩撤退。这日凌晨，刘英被秘密枪杀在永康方岩山下的马头山麓，时年37岁，特委书记张贵卿也同时牺牲。至今有二位高级干部殉难处纪念碑。
刘英，原名刘声沐，字浴沂，出生于江西瑞金奉岗乡竹岗村（今属象湖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少时读了几年书，后来来了红军，他的家乡也成了临时中央政府驻地，是著名的红色故都，有文化的刘英投身革命洪流参加红四军，担任军部会计、供给部出纳股股长、红四军军部文书等职务。后到一线作战部队，先后任战士、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奉调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担任师政委，红军长征期间，调任红七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成为一名军团级别的红军高级将领。
刘英虽然没有读过军校，但是他会打仗，而且常常打胜仗。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刘英所在部队遭到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在掩护撤退时，刘英一个人抱着一挺机枪断后，直到部队撤出战斗。在革命战争中，刘英遇到了多次生与死的考验，从未动摇过。后来，所部与红十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队，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在赣东北怀玉山区遭敌重兵包围堵击，大部分指战员捐躯沙场，方志敏受伤被俘。身负重伤的刘英与粟裕率余部组成挺进师，任师政委和政委员会书记，率部进入浙江南部，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先后领导开辟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
刘英曾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兼闽浙边省军区政治委员。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中，领导闽浙边军民挫败国民党军多次“清剿”，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战领导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战斗，一次次挫败顽固派、反动派妄图“清剿”，为此，他成为浙西南地区反动派的头号“眼中钉”。所以建国后高层领导人对刘英牺牲曾深情地说：“刘英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可见他在烈士中的分量。
刘英的牺牲是浙江党和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这次遭受破坏给组织造成严重的影响，建国后，出卖刘英的叛徒，还有参加抓捕刘英，致烈士不幸蒙难的凶手等多名犯罪，秉承“血债血尝”的原则，都一一被镇压，比如当时的温州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宝琛，此人系浙江东阳湖溪镇里塘村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后任黄埔军校教官，曾任国民党26军副官处科长。后入政界，先后担任天台县、黄岩县、遂安县、诸暨县的县长、浙江八区（温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全国解放后，张宝琛从上海潜回老家东阳，藏匿在一所学校想以教书为生，1951年1月经群众举报，被公安机关抓获，押解温州。5月1日作为杀害刘英烈士的主犯公审后枪决。现在此人的故居仍在他的老家里塘村。
当然，作为“温州事件”最高指挥的闽浙赣边区绥靖指挥部司令官贾伯涛，幸好跑得快，要不结局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到了解放战争期间，贾伯涛弃武从文了，虽然担任武汉行辕政务处中将处长等虚职，但实际上是在办学和办报，其中，他主办的《大华晚报》由于连续刊登进步人士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文章，让老蒋非常恼火，便给他安了个"思想左倾"的罪名关押，后经程潜保释出狱，由此避居香港，在九龙创办了季苑农场，期间担任港澳黄埔同学会会长，为两岸实现和平统一作了不少事情，受到我高层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古人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贾伯涛虽然以前有过错，且对我们造成重大损失，但后来主动改正，立志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鉴于他为统一祖国的崇高事业和实现新的国共合作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对他的往昔自然是既往不咎，1975年他应邀回到祖国大陆观光，受到了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叶帅以及众多黄埔一期同学的热烈欢迎。叶帅受总理委托，设宴款待了他，并积极赞扬了贾伯涛为祖国统一所做的贡献。
贾伯涛在自己曾经熟悉和战斗过的地方参观访问期间，对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兴奋不已，临别表示要为祖国统一大业尽心竭力，多做工作。回去后，年过古稀的贾伯涛，仍孜孜不倦的工作和写作，以亲身经历写了大量感悟的文章，成为难得的史料，引起良好的反响。令人遗憾的是，他来大陆观光三年后的1978年，因病去世，享年75岁。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去世之后要落叶归根，其子女将他的骨灰送回大陆，并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当时，我国不少高层重要领导参加了他的安葬仪式，其规格还算是蛮高的，时人赞曰，也算是极尽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