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后，把我埋在马兰……”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是他一生的誓言。
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临终前10个小时，他在浑身插满针管，面带氧气罩的情况下，依然敲着键盘，握着鼠标在工作。
他是中国真正的脊梁，他的离世意味着我国科研殿堂中又一颗明星的陨落，是全国科研界的一大损失。
他就是林俊德，自称“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进行核试验”的人。
1938年，林俊德出生在福建永春县紫美村，但是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像村子的名字那样美，他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人。
父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里穷得叮当响，根本供不起孩子们上学，林俊德小学上完之后就在家里帮助父母干活了。
干活之余，林俊德喜欢看书，走到哪里手里都会拿着书，邻居们看到了总会带着惋惜的语气向林母说：“俊德这孩子不上学可惜了。”
不久后，幸运降临在了林俊德的身上，当地政府给贫困学生发放了助学金，林俊德这才又重新走进了校园。
几年以后，不幸降临在了这个贫困的家庭，正在读高一的林俊德收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从此，林俊德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为了能帮助母亲干活，每周六下午他都会步行十几公里山路回家，干完活再步行回学校。
母亲心疼他，可他却笑着说：“阿妈，你知道吗？我只要回家来，就不用在学校吃饭了，一顿饭能省下两毛五分钱呢！能省下一点儿是一点儿，积攒起来，不是也可以帮弟弟妹妹交学费吗？”
懂事的林俊德让母亲心里既安慰又心疼。
转眼到了1955年，林俊德考上了浙江大学机械制造系，可是高兴之余，林俊德陷入了沉思，因为家里根本拿不出学费和路费。
思来想去之后，他决定把通知书烧了。
母亲看到之后吓得大惊失色，一把抢了过去，大声说道：“孩子，你可别给阿妈做傻事啊！”
母亲安慰林俊德，就是借钱也要让他去上大学。
这天晚上，母子俩都一夜未睡。
第二天一早，村支书和乡亲们来到林俊德家里给他道喜，而且他们还拿出一部分钱给他当作学费。
村支书说：“我们乡能考出这么一个被名牌大学录取的大学生，真不容易，这可是全乡的骄傲啊！这样，村里和乡里都各拿出一点儿钱，作为对俊德的奖励。”
这笔钱对林俊德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那天，林俊德穿着草鞋，挑着铺盖担子走进了浙大的校园。
不过，林俊德还是比原定开学的日期晚了好几天到校，因为他为了省点路费，有的路程连一张车票都舍不得买，是赤着脚奔跑着，赶到火车站的。
因为晚报道了好几天，班级老师向系主任提议是不是要把林俊德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好在系主任对这个山区的孩子表示理解，
“还是再等等吧！一个山村孩子，能考上浙大，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说了，国家现在正急需人才，能多培养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大学生，就是对国家多做了一份贡献！”
刚入学时，林俊德不懂学校的规定，也实在是因为家里太穷，为了省鞋，夏天他就光着脚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甚至光着脚进教室和图书馆。
那时候，由于没有多余的衣服换洗，夏天的时候，林俊德就在周末的时候悄悄跑到西湖边，把脏衣服脱下来洗洗，晾在树枝上，自己穿件单衣躲在草丛里看书，等衣服干了再穿上返回学校。
他的行为遭到了很多同学的嘲笑，不过也有同学对他表示理解，而且还为他打抱不平。
后来，负责管理他们班的生活老师，在了解了林俊德的情况之后，觉得自己很是失职，就悄悄打发动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为他和另外一个贫困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小小的募捐活动。
当时，国家每年都会给贫困学生发助学金，林俊德的总是最多的，但是他总是省吃俭用，把剩下的大部分钱都寄给母亲贴补家用。
从那时起，林俊德就默默下决心，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58年，林俊德大三，那年，他和同学张文斌在没有见过更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仅用三周时间就制造出了一台国家急需的新型液压马达。
1960年7月，林俊德毕业，被分到嘉兴中学当老师。
不久，他收到了让他回浙大待命，重新分配工作的电报。
1960年9月，林俊德被重新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某研究所工作。领导找他谈话：“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到北京报到之后，林俊德和其他人被送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接受短期集训。
这个时候的林俊德已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而且他们还要进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1961年，经过集训后的林俊德等人，被送到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进修。
进修期间，林俊德暗下决心：再陌生，再艰难，也要利用好所有时间，把冲击波测量的专业技能学到手，不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与期待。
一天，学院的王处长了解到林俊德已经七年没有回过老家，他便以命令的口吻让林俊德回家过一次春节。
组织的关心，让年轻的林俊德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
1963年初，进修结束后，林俊德和几百名青年科技人员到了一个当时在地图上还找不到的地方，马兰基地。
沙漠里的气候干燥，的粮食不够吃，河水却因为盐碱重，又咸又涩又苦，要想喝点“甜水”，只能从离基地很远的博斯腾湖运过来。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林俊德被任命为一个绝密研究室的“机测组组长”，这个机测小组，将要承担的是研制首次核试验冲击波测量压力自记仪的艰巨任务，而且他们一年多的时间完成。
当时直接领导他们这个小组的人，是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后任所长）、核物理学家程开甲。
林俊德向程开甲保证：“程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早日啃下这块‘硬骨头’！哦，不，就是一块生铁，我们也要把它啃下来！”
就这样，林俊德率领这个小组，开始了艰苦的攻关。
说是一个小组，其实只有3个人。
林俊德从未见过冲击波机测仪器长什么样，当时既没有实验设备，更没有技术资料，他们只能根据美国、苏联当时少数解密的核试验资料和公开刊物的常规武器试验测量文章埋头研究。
林俊德他们目前面临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连测量仪器的研制都处在一筹莫展的状态。
后来经过批准，林俊德决定回北京搜集资料。
每天，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一开门，他就拎着水壶和书包进去查资料，与时间赛跑。
从北京回到基地之后，他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是动力问题。
由于原材料不足，在做实验时，林俊德只能因陋就简：气瓶和空压机没有，他们临时焊了一个贮气罐用打气筒往罐里打气；做光电开关试验，他们在烈日下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为了找出合适的介质，准确记录核爆炸时冲击波的波形，他绞尽脑汁，反复试验了各种材料。
最终，他在戈壁上找到一种比较坚硬的木头，经过碳化后，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种试验的危险性很大，但是林俊德每次都不顾各种危险，尽可能地靠近目标去观测。
有一次试验，爆炸后，炸飞的一块钢板碎片竟把附近一棵直径碗口粗的胡杨树给拦腰截断了。
林俊德却第一时间冲了过去，获取了最精确的数据。
就这样，经过夜以继日的辛苦工作，经过反复试验，林俊德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款测量核爆炸冲击波压力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
这种自记仪形似罐头盒，体积小，重量轻，但抗核爆炸干扰能力强，测得的数据完整准确。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1964年10月，由数百名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经过了七十二个小时小心翼翼和惊心动魄的组装，这颗凝聚着数万人心血、智慧和力量，怀揣着中华民族和新中国强国梦想的原子弹，终于矗立在罗布泊试验爆心的一百二十米高的铁塔上。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春雷”，“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核爆炸完成后，林俊德第一时间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顶着巨大的核辐射，进入核爆中心地带，搜寻记录此次爆炸数据的压力自记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
就在这时，程开甲带着林俊德匆匆赶到：“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这次爆炸是核爆炸。爆炸当量为2万吨。”
张爱萍激动地拍了拍林俊德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
随着罗布泊核试验的步步推进，从1966年开始，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所有机构，陆续告别了临时帐篷，迁进了位于天山南麓的这片隐蔽而开阔的红山山谷之中。
也就是在这里，林俊德和黄建琴喜结连理。
黄建琴，被称为“核大姐”，毕业于南京大学，1963年，她被分配到马兰基地，她和林俊德都在同一个研究所，但是两人婚前见面的时候加一起不超过24个小时。
三年前，姓王的指导员问黄建琴对林俊德什么态度。
“我和他又不熟悉，能有什么态度？”
王指导员是个直性子，“干脆点，就说你愿不愿意和林俊德处对象吧？”
“那……那也得看看林俊德什么态度嘛！”
“林俊德的态度很简单，就两个字——愿意！”
就这样，林俊德的终身大事被王指导员的几句话就搞定了。
1967年春，程开甲做证婚人，基地首长和同事们买来一些糖块儿、瓜子、红枣和花生，就这样，林俊德和黄建琴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新婚第二天，两人就奔赴各自的试验场去了……
由于研究所的条件非常艰苦，黄建琴生的两个孩子都被送到娘家，让娘家大嫂帮忙照顾，两个孩子都是长到三岁，才被接到基地。
林俊德一心用在工作上，根本就照顾不了孩子们，所以他的两个孩子经常过着“吃百家饭”的生活，两个孩子的学习他更顾不过来。
让林俊德遗憾的是女儿林春长大后却没有能上大学。
有一次林俊德满脸愧色地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和你妈妈都没有培养孩子的经验，就权当你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品’，你就多担待吧！爸爸对不起你啊！”
林俊德觉得不能再像亏欠女儿一样，亏欠儿子海晨了，所以后来儿子上到小学四年级时，就去福州姑姑家那里去上学了。
此后的几年里，林俊德和他的团队，吃着玉米面和榆树叶蒸的窝头，喝着又苦又涩的水，在沙漠里研制出一系列装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核爆炸冲击波机测体系，并且参与了45次核试验。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大气层到地下，从核武器到常规武器，每一次试验转型，对林俊德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林俊德和他的战友们，包括他的夫人黄建琴在内的这些女兵的青春芳华，全都献给了罗布泊，献给了那一段为共和国铸造“核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2012年临近春节的一天，在西安办公室里忙碌的林俊德突然感觉胃部剧痛。
5月4日那天，经过确诊，他患了胆管癌晚期，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
5月23日，林俊德住进了医院。
当林俊德直到自己的病需要化疗和手术时，他一口拒绝，他只希望自己把有限的时间用到工作，回到研究所，把电脑里的材料整理出来。
后来他找到基地领导说，
“我这一生，从来不愿给组织添麻烦，我的老伴、孩子也都是本分人，今后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除非有天大的难事找你，否则你不要过问，影响不好。”
他希望死后能把他埋在马兰。
从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那天起，林俊德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临终清单：1、计算机、保密柜清理；2、×××技术（国家机密）；3、家人留言；4、（空）；5、马兰物品清理（宿舍、办公室）。
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他的提纲没有写完，家人留言也是空白。
林俊德病情恶化时，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但是他情况稍微好一点，就要求住普通病房，因为普通病房可以工作。
有领导和学生来看他，他对他们说“我没有时间了，你们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话跟建琴说吧，我没有时间和你们说话了。”
不久，医生准备给他做透析，他首先想到的是透析会不会影响工作，当医生告诉他肯定不能再工作时，他坚决不做透析。
林俊德身上插满管子，还坚持在电脑前工作，他在女儿为他买的笔记本上，冷静而清晰地写下了他最后要完成的，以及需要交代给同事和家人的一些最紧要的事情……
之后的时间里，只要有一点时间，他都会艰难地坐起来工作，由于带着氧气罩不方便，大家让他休息，他还会很生气。
5月31日上午，林俊德病情再度恶化，生命进入倒计时。
10点多的时候，已经工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林俊德颤抖着对女儿说：“C盘我做完了！”
这时候，他的手已经颤得握不住鼠标，眼睛也渐渐看不清东西。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林俊德又忍着剧痛工作了一个小时，直到他再也撑不住，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他回到了病床。
在生命最后的5个小时里，已经陷入昏迷的林俊德，在半昏半醒中，还在反复叮咛学生和家人，办公室里还有什么资料要整理，密码箱怎么打开，整理时要注意保密……
2012年5月31日20点15分，林俊德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林俊德去世不久，黄建琴把基地送的十万元抚恤金，全部交给了党组织，算是替林俊德交了党费。
2012年，林俊德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马兰基地流传着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林俊德的儿子林海晨继承了他的衣钵，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部队，并成为单位的科研骨干。
宁可牺牲生命，绝不拖欠使命。
从黑发青年到白发老人，从意气风发的大漠将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林俊德用一生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报效祖国的诺言。
参考书籍：《林俊德：铸造“核盾”的马兰英雄》
名人传记2011年第11期
今古传奇·双月号（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