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49年，是家中最小的女儿。
我小时父亲很忙，时常上海和无锡两地跑，我常常见不到他，家里雇了佣工和保姆。
父亲回来，佣工就帮父亲磨墨，偶尔我们会在边上看。有时候他为油画打框，我也手忙脚乱帮一下。
父亲很威严，坐在那里不出声，让人害怕。
其实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但就是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场，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怕父亲。
平时在家里很皮，走廊上放了一个陶马古董，我们就骑在上面玩。
但是大家一听到大门钥匙在转的声音，就知道父亲回家了，连忙跑到楼上躲起来。
当时小学里有学习小组，课后几个人一起做作业。
每次轮到小组到我家来做作业，同学们都怕我父亲，不敢哇哇吵。
其实父亲没看着我们，就是很有威严。
我们家很讲规矩，见到长辈要叫人，父亲时常有客人或学生上门。
他们在客厅，我们几个孩子都不声不响，走楼梯轻手轻脚。
吃饭也不敢出声， 父亲不拿起筷子，我们不能先吃。
尤其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先要把菜给客人吃，随后几个孩子才分到一些。正式请客有一桌子菜的话，孩子都不上桌。
父亲从小就主张，要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父亲当年就是靠自力更生，来上海创办美专。
1929年，经蔡元培先生申请经费，父亲可以去法国进行美术考察，他带上了我的大哥刘虎。
父亲在法国很用功，把大哥送到寄宿学校念书，大哥从小一个人在法国，自己生活。
他念书很好，考上很好的学校，此后没有随父亲回国，长大后在联合国工作，一辈子都靠自己。
父亲常常以大哥为荣，有时候，他会把大哥小时候的画拿出来给我们看，说：“你看，这是虎儿画的。”
小时候，母亲让我学钢琴，我其实坐不住。同学会在窗外叫我的名字，让我出去一起玩。
我哥哥看见就说：“不要乱叫，她要弹钢琴，叫她干嘛！”
我每天在客厅里弹钢琴，心里一直不耐烦。
妈妈常说：“我们赚钱也很辛苦，出了钱给你学，你要好好学。”仿佛我是为了他们在弹，听着听着我就流泪，觉得委屈。
但是每当父亲回家，他在客厅画画，无形中就管住了我。
他其实知道我坐不住，就对我说：
“傅雷教育孩子是打傅聪，我不赞成他的教育方法，这要靠自觉。你喜欢你自会好好学，你不喜欢打也没用。”
当时我年纪小，听不懂。只觉得坐在那里很冤枉，泪水直往下掉。
被戴帽子后，父亲中风，右半边身子瘫痪。母亲始终没有放弃，与父亲共同度过艰难困苦。
生病期间，父亲的手无法画画了，但是他对画画的爱好从来没有放弃过。
他让母亲把画挂起来给他看，继续琢磨研究。
那时候家里气氛凝重，几乎没有声音。
父亲从一级教授降到四级，各方面待遇下降，但他需要补充营养。
家里看上去排场很大，开销也大，一栋洋房要付房租，当时一个月工资也交不起房租。
我母亲很不容易，她哥哥在香港，寄来很多粮油糖，她就拿这些东西去换钱，给父亲买补品。
那时候我读书也受到影响，老被人说出身不好，平时夹着尾巴做人，一般同学不搭理我。
脱帽后，父亲心情好了，病也好了，又要出去跑，出去写生，我又看不到父亲了。
之前母亲一直帮父亲推拿瘫痪的半边身子，父亲很坚强，病好了以后，不仅可以画，可以走，还活到了98岁，你说是不是一个奇迹？
我初中毕业，家里过了几年平平安安的日子。
但是我考高中还是受父亲影响，不能上太好的学校，只能到职业学校，学纺织印染。
录取后的一天，班主任来家访，我们家很洋派，有沙发、地毯、钢琴、油画。
这次家访完后，班主任就在学校到处讲，说有些学生家里怎么怎么豪华，说得我很难受。
那段时间，我家房子被封，留下一间客厅，父亲、母亲和我们几个人打地铺。家具只有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全家生活费只有20元。
除了父亲有一瓶牛奶之外，一日三餐都是青菜辣酱下饭。
之后我们又被扫地出门，那时父亲已经60多岁，全家搬到另一处小地方居住。
但我父母从来没有唉声叹气，他们很乐观，还互相开玩笑。
冬天，我们冷得要命，申请去原屋拿衣服。
佣工很好，偷偷拿点笔、纸和画册，送到我们的住处，父亲依然在画画。
我们居住的地方，中间有一个天井，可以洗衣服，后面是暗暗的厨房。
我们睡的地方特别潮湿，常有蜗牛爬过，父亲睡在最外面。
晚上，蜗牛就爬到父亲脸上，父亲还在呼呼大睡，睡得很香。忽然感觉不对，手一拍，脸上怎么黏答答的。他讲笑话说，这是美食法式蜗牛。
我自己也没想到，反而是那段日子，我一直陪在父亲身边，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
父亲一直跟我回忆在法国的留学生涯。
他说，当时的时局不稳，留学的资金有时会发，有时没有，他就去卖画。每天去卢浮宫，一边写文，一边写生。
“留学时间有限，这么好的机会，我自己学都来不及学，一定要好好珍惜。”父亲说。所以他那时很用功。
最后实在没有钱，他就从市里的阁楼房里搬到了法国郊区，租了间房子。
父亲每天早晨学法语，慢慢地就能和邮差对话了。
法国邮差告诉他：“今天很高兴，儿子来看我，我儿子现在是法国文化部长。”
父亲惊讶地问：“儿子已经是部长，那你可以不用做邮差了呀？”
对方说：“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为儿子骄傲，但我喜欢这份工作，不会因为儿子怎样，就不做自己的工作了。”
父亲对我感慨：
家里再有钱，堆成山也没有意义。孩子自己没本事，只能坐吃山空。一定要靠自己，这是谁都夺不走的，是自己的财富。
那段日子，他常常和我说起这些。以前我看到他就怕，觉得他离我很远。
人家女儿可以与父亲撒娇，我们家却不行。
反而是这段岁月，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他对我讲了很多道理。
一家人虽然生活艰苦，但是很开心。只要能画画，父亲就很高兴。
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不相信现状会长久下去。
只有一次，抄家时有人烧了他的收藏。父亲很担心，说这是文物，是国家的宝贝，不是“四旧”，烧了就没了。
他一急，打电话给市领导，希望有一个人来处理这些收藏。
后来终于有人来，说不要乱烧，终于保留了一部分收藏。
父亲一直对我说：
“这些收藏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我只是把它们收起来，作为研究资料，将来捐给国家，让大家看，让爱好美术的人看，才能发挥它们的价值。”
父亲从来没有把这些收藏当作财富，他认为，它们是精神的财富，不是钱财的财富。他一直叮嘱我，生存要靠自己。
家里孩子没有人学画，父亲的教育理念一贯是，喜欢就学，不喜欢就别学，我们也没人主动提出学画。
后来我们看到父亲因为画画受累，大家都怕死了，更加不会提出学画。
就在小屋里，纸笔有限，父亲每天会睡午觉。
母亲整理家务，随时挡人，母亲原本也画得很好，她为了父亲放下自己的爱好，挺可惜。
我闲着无所事事。有一天，母亲忽然对我说：
“你反正也是闲着，这么多学生老大远跑来请教你父亲，现在你就在父亲边上，怎么不学点画？”
可我还是怕父亲，不肯学，推说怕被父亲骂。
母亲说：“你怕什么？你要画得比你父亲好？那不可能吧？”
我想也是，画坏了也就是一张纸的事。
我整天看画册，每当学生偷偷摸摸来请教父亲，我就在边上听。听了许多，对画画并不陌生。
于是我就开始画了。起初拿张小纸画，用钢笔临摹画册。父亲下午睡觉时，我就在那里画。
一察觉他要起来，我就停笔。母亲说：“别停，画下去。”
我说：“爸爸醒了，我怕。”
母亲说：“怕什么，画。”我当时手抖得要命，大树画得只有一点点大小。父亲看了看我，不出声。
一段时日过去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忍不住说话了：
“你要画大画，不要老是缩缩缩。缩得格局太小，没气魄。一张画主要看精气神。
你是我刘海粟的女儿，怎么画画格局那么小，要有大气魄！”
他指着我画的树说，这样不行，要用大笔画。
父亲没有手把手教我什么基本功，他就是关键时点拨几句。
他的教育风格就是不干涉你，先看你的路子走得怎样。我怕他，他在的时候越画越小。
后来他拿了一张大纸教育我：
画和人一样，出来的气质不同，个人风格也不同。
但是气质是可以磨炼的，一个人念书，学音乐，气质会变好。
他教我用毛笔画松树，先给我说松树的道理，要求我画出松树的气质和精神。
他说：“重新来过，字要写大字，画要画大的。胆子放出来，格局要大。”
曾有一位老师说我：“你是刘海粟的女儿，应该有傲气，你父亲是大师呀。”
我说：“这是我父亲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我有什么可以傲气的？”
借着父亲的光，我傲不起来，反倒觉得自卑，因为与父亲差太远了。
我认认真真学了四年画，学油画，也学国画。
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不大敢说我，可能因为父亲名头太响，其实我不会介意。
那段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父亲以前教我的场景，靠自己领悟，靠自己勤奋，多看画展，多练写生。
时光仿佛回到几十年前，父亲在法国的留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