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安庆。
太平天国的战火尚未平息，湖北巡抚胡林翼策马来到长江岸边，忽然看见两艘巨大的洋船向西而行。轮船发出轰鸣声，在江面上迅如马，疾如风。
作为与曾国藩并称“曾胡”的晚清名臣，胡林翼常怀家国天下，这两艘偶然经过的轮船似乎在他早已震荡不安的内心深处卷起了一阵巨浪。洋船驶过后，胡林翼当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
这年9月，50岁的胡林翼壮志未酬身先死。
病逝前，他每次与幕僚谈到“洋务”，总是摇手闭目，神色不悦。沉思良久之后，他说：“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这一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尝试正式揭开序幕。在亲眼目睹洋枪洋炮的威力后，如何自强、求富，成为无比迫切的时代命题。上至王公、督抚，下至文人、绅商，有一群被称为“洋务派”的人物对此展开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改革探索，直至中日甲午战争宣告此次运动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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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么一个说法，“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中，朝廷以恭亲王奕䜣和文祥等满清贵胄为主导，地方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督抚领衔，二者共同打出一套组合拳，拉起自强、求富的旗帜。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群体不容忽视，那就是，支持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大部分为绅商或士人出身，在仕途上不算显赫，也没有掌握实权，却以入幕襄赞、筹办企业、奉派出使等身份，参与到洋务运动中，甚至为这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
洋务派需要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变局”论。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改革，每一场运动都有其缘起，而洋务派有一个共同的时局观，即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洋务运动时，苏州人冯桂芬高喊：“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五口通商，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和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此后，列强环伺，内外交困。
著名报人王韬对列强纷至的局面有感而发：“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曾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职的买办郑观应也认为，列强“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
“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在《变法》一文中指出：“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
既然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那就要寻找破局之道。于是，洋务派第二个确立的是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即广为人知的8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洋务派心里有一杆秤。
中学为体，即以中国纲常名教为根本，实则维护专制皇权。西学为用，指的是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西方工业化的成果，虽有少数洋务派提出了学习西方制度、文化，但在当时影响较小。
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1809—1874），是率先从系统上探讨“中体西用论”的人。冯桂芬认为，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政务是国防问题，因此，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
冯桂芬早年凭借才学名动江南，32岁进京应试，考中榜眼，他曾在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得到赏识，成为林则徐的弟子。林则徐对这位得意门生评价颇高，称赞他是“百年以来仅见”的人才。在林则徐的影响下，冯桂芬开眼看世界，从当时有限的资料中了解西洋的情况，他一度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有关西洋学的研究，直到太平军到来后，才不得不逃往上海，并在那里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
洋务运动时，冯桂芬著有政论作品《校邠庐抗议》，书中分为《改科举议》《改会试议》《广取士》《停武试议》《制洋器议》等篇目，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等落后的选士制度，引起西洋先进的器物和技术，“采西学”，“制洋器”。
冯桂芬这部著作的书名很有意思。校邠庐是冯桂芬的书房，此处的“校”是校正的意思，而“邠”是商周时期的邑名，也作“豳”，相传为周太王所居，当年，周太王在狄人入侵时行宽仁之道，使周人得以兴盛。冯桂芬的隐喻也符合洋务派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随着洋人强行打开大门，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在这种变局下，只能推行变革。具体该如何做，就是应该正视己方的缺点，学习对方的长处，所谓“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后来，冯桂芬为了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四处奔走，任教于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等多家书院，他和弟子们被称为“校邠学派”，对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1838—1894），也是“中体西用”的支持者，他主张“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薛福成出生于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薛湘是有名的八股文专家，就连曾国藩、李鸿章都自称，他们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学习过薛湘的文章。薛福成年轻时也曾埋头于八股文，但因为碰上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薛福成家道中落，四处流离，于是逐渐转向经世实学。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薛福成得知湘军领袖曾国藩招贤纳才，便写下一万多字的《上曾侯相书》，提出八条对策，成功地进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去世时，薛福成资历尚浅，没有实际的官职，只能和众多幕僚一样各奔东西。薛福成来到苏州，只见昔日的“人间天堂”在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十室九空，更加感到自强求富的紧要。
只要有本事，不怕没舞台。后来，薛福成北上，适逢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颁布懿旨，广开言路，薛福成奋笔疾书，呈上“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再次脱颖而出。这一次，他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看重，成为李鸿章的智囊。在此后的幕僚生涯中，薛福成十分活跃，写成洋务思想代表作《筹洋刍议》。
洋务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的继承者，尽管他们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支撑，也开此后维新派之先声，如王韬、郑观应后来发展为早期维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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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清朝政治局势的剧变，也在机缘巧合下为洋务运动提供了给力的助攻。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于承德避暑山庄驾崩，由年仅6岁的长子载淳即位，命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赞襄政务。结果，咸丰的灵柩刚运回北京，东、西两宫太后便与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等联合发动“辛酉政变”，废黜顾命八大臣，夺取大权，由顾命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也被废，新的年号改为“同治”。
之后，两宫太后开启了垂帘听政的模式，尤其是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此后半个世纪执掌朝政。作为辛酉政变中慈禧太后的合作者，恭亲王奕訢也迎来了他命运中的重大转折。
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皇子时期曾是储君的有力竞争者，亲王时期成为朝中重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打着“木兰秋狝”出逃，奕訢留在北京收拾烂摊子，负责与英法联军议和。咸丰帝死后，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让曾经错失皇位的奕訢成为两宫太后倚重的辅政大臣，也让他成为洋务运动在中央朝廷的核心人物。
此前，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奕訢与桂良、文祥提出了《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发起“自图振兴”的呼吁，请求设立专事洋务的机构。不久后，他们又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提出了洋务运动的早期口号——“自强”，为之后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的创建提供了支持。
在此背景下，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清朝正式成立了专门办理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帝在批准总理衙门成立的中说道：“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
总理衙门的官制仿照军机处设置，由军机大臣兼管，又有六部大臣兼职。起初，总理衙门主要负责与洋人的外交、通商，到后来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扩大到与洋务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事务，比如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所谓“该衙门之设也……不仅为各国交涉而已，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主之”（刑部郎中沈瑞琳）。此外，原本设立的北洋（三口）、南洋通商大臣的权限也包括督办洋务、引进西洋知识和人才等新兴事业。
奕訢成为总理衙门的一把手后，前后任职长达28年，因长期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经常跟洋人打交道，被称为“鬼子六”。在此期间，奕訢对西洋长技有所认识，他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围绕在奕訢身边的，是同属洋务派的满清贵胄。比如奕訢的助手文祥。这位出自瓜尔佳氏的总理衙门大臣，认为和洋人的关系“非信约所能坚，非羁縻所可结，尤非姑息迁就所能了”，只有“自强”，才能抵御外侮。
因此，总理衙门的成立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
洋务运动期间，总理衙门经常与朝中的顽固派展开论战。
有一次，反对洋务运动的大学士倭仁在朝中发表议论，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的另一个身份，是德高望重的理学家，所以他竭力否定西学。他说，我们现在向洋人拜师学艺，且不说洋人诡谲，可能不会真心传授，就算他们真诚地教我们，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怕没有人才，就算真的要学天文算学，我们国家就很厉害了，何必学洋人呢？
对于倭仁的不和谐言论，奕訢大为不满，甚至讽刺道：“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奕訢接着说，假如倭仁别无良策，仅仅是要以忠信礼义为武器，说这些足以制敌，那我们实在不敢相信。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对立，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始终。在之后的文章中我们也会讲述相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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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地方上，太平天国对清朝的传统政治和权力结构产生的冲击，也成就了洋务派官僚的崛起。如学者林懈说：“洪杨内乱为之因，遂生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迭握朝权之果。”其中，除了胡林翼早逝外，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大员，在洋务运动中扛起大旗。
咸丰帝曾说：“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无分于满汉。”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朝的中央权力下移，汉人官僚的权力有所增长，尤其体现在担任总督和巡抚的汉人官员明显增多。据统计，1864年，清朝任命的10名总督中，汉人占9名，任命的15名巡抚全部为汉人，而从1861年到1890年之间，清廷任命的44任总督中，汉人有34名；担任过巡抚的117人中，汉人有104人。
此外，督抚统领勇营、练军以及任免、奖惩地方各级军政官员的权力也在战后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这为洋务派官员推行新政提供了便利。
作为湘军的领袖，曾国藩早在1854年就通过广东购买洋炮，用于镇压太平军，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先进性。1860年，他有了筹办洋务的主张，上书皇帝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于是在次年收复安庆后，派遣精通科学技术的华蘅芳、徐寿和李善兰等到安庆，筹办安庆内军械所。
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命人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1862年，他写信给李鸿章，说：“以忠刚摄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另一位主要推手。1862年，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搭乘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援救上海，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西方技术。李鸿章在上海一年，多次写信给曾国藩，称赞西洋枪炮的破坏力，并开始用洋枪洋炮来装备淮军。李鸿章说：“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后来，洋务运动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两个，分别为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
曾国藩的湖南老乡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在浙江平定太平军，也曾见识过法国人给他带来的西方轮船和火器。因此，左宗棠上书建议朝廷采用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学会造船技术。
左宗棠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平定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在福州马尾择址，创办了福州船政局。
无论是曾、左、李，还是他们的后继者丁日昌、张树声、沈葆桢、刘铭传、张之洞等，都身体力行、求强求富，使洋务运动付诸实践。中央有总理衙门坐镇，地方有督抚大员执行，社会有绅商、士人推动。如此一来，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政治集团——洋务派正式形成，晚清由此进入洋务运动时间。
面对列强的虎视眈眈，洋务派对他们所选择的自强之路充满了美好的展望：“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
但，历史很残酷，真理总是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
[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清]冯桂芬，(德)冯凯整理，熊明心校对：《校邠庐抗议汇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清]薛福成：《庸庵笔记》，凤凰出版社，2000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19
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日)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