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主席最爱读的古典小说之一，仅在中南海的主席故居中，不同版本的线装《红楼梦》就有20种之多。
1954年，主席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善本的《红楼梦》，据称是胡适来不及带走的藏书，便让田家英持介绍信去借。但图书馆馆长不愿意，理由是按照图书馆规定，“善本书可以抄、不可以外借”。后经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斡旋，馆长才同意破例，但要求一个月内还回。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馆长叫向达，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1900年2月19日生于湖南溆浦县麻阳水乡一个小官吏家庭。
向达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1924年，他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
那个时期，他除了翻译《世界史纲》《印度现代史》之外，还开始接触到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考察的著作。
1930年，他任职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丰富的资料，加上身边的一批潜心治学、互相切磋砥砺的青年学者，使向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到了1935年，向达因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
在别人的国土上研究自己祖先留下的遗产，个中滋味向达体会很深。那些劫去了中国文物的外国学者，在国际上掀起一次次的“学术新潮流”，形成专门研究敦煌资料的“敦煌学”，但在字里行间对中国的学者却是百般嘲讽、极尽刁难。
在大英博物馆，向达为查阅敦煌卷子，受尽了时任管理者Dr．Lionel Giles的种种冷遇。在从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的整整一年，他能看到的相关卷子加起来还不到500卷。后来，向达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这段伤心往事。
但是，即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向达靠信念和意志、硬是得以抄录了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并于1938年携带回国。
向达“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但也被认为“自恃毕生独立治学，一向出言无忌，秉性狷介”：他曾当面向北大校长胡适质问图书经费的事情，表情严厉、完全不留余地；也曾因张大千在敦煌时，揭掉表层的宋代壁画、露出盛唐时画而被激怒，通过多个渠道向张施加压力，最后将张大千从敦煌赶走……
关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事，如去在这里多说一句：敦煌参议员郭永禄在甘肃省一届六次参议会上，指责张大千破坏敦煌千佛洞壁画。十名参议员联名附议要求“严办”。《西北日报》以《张大千何如人也》为题，披露常书鸿、窦景桩（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为张大千辩诬声明与讲话。甘肃省一届七次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的结论，但未公诸于世。
新中国建立后，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的他，曾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
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还为此举例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
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他还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等等。
如去看到有文章称：“（当时的）文教部门的一些党员领导人员无不被他诬蔑谩骂，和他接触过的四五十个共产党员中除两人以外，都有遭受过他恶意攻击”。
向达的言论遭到反击，被当时北大历史系的另一个一级教授翦伯赞等人的批判，被视为“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后来，向达被划为为史学界五大右派（其他四人是：黄现璠、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中的第二号，遭到批斗。
1966年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向达因身患尿毒症未得到及时治疗而去世。在此之前的1964年。向达曾为校订《大唐西域记》拜访陈寅恪先生，久已不作诗的陈寅恪特赋诗云：“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公参。”
向达是一个近乎纯粹的学者，他用童真般的热情，一生践行学者的良知、追逐自己的学术梦想。值其忌辰，如去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