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素以善于吸收、因时而变著称，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最为人所诟病。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流质善变”的人，并说自己“太无成见”。颇有意味的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却又“太有成见”，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故步自封、顽固不化。
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梁启超常“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他的不断变化，不仅有前进，当然也有退步的，两条线路相互交叉，呈出一条来回转动的曲线纽带。说到底，就是以不断向上的积极态度面对社会的大流，顺应潮流的趋势，因势而动、因时而变。
最令人惊讶而又叹服的是，梁启超之变，不是趋炎附势或墙头草一边倒，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以及利益而勾心斗角，而是基于民族本身的进步，站在时代的浪尖上，仅靠着个人对民族文化的了解以及赤诚之心，以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肩负起国家崛起的重任，承担起一个民族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责任以及担当，追求生活中的真理和世间的正义，推动着社会的不多发展和进步。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不过如此。
在中国近代重量级人物中，我心中最为服膺敬佩者，当数梁启超。原因就在于他的多变与善变，为了真理与进步不惜解剖自己、否定自己，于天真中透出成熟，激情中有蕴含着很深刻哲学，不仅如此，他的文学作品中还永远保留着自己的一份眼光与独特，时刻与世界文化接轨，不断的吸收世界各方先进的文明，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与历史同步。
有人做过统计，梁启超一生约有十变（也有七变、八变、十二变之说）。舍科举旧学，倡导变法维新，为第一变；由改良渐趋革命，为第二变；游新大陆后，由赞同民主共和一退为拥护君主立宪，再退为倡导“开明专制”，此其第三变；
面对清廷“皇族内阁”假立宪的行径，为革命派前赴后继的起义暴动所感染，他认为革命最后的方法不是改良而是变革，为有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上的问题，是其第四变；从倒向袁世凯转移到附属在袁世凯的身边，是其第五变，再到后来的依附袁世凯到最后的反袁世凯，这是第六变、第七变；
而第八变，则与乃师康有为彻底反目，参与荡平张勋的拥清复辟；第九变，弃政从学，孜孜于著述与教育；最后一变，与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殊途同归，由传播倡导西学，复归儒家哲学，鼓吹“东方文明”。
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代产生巨大影响、著作等身的国学宗师，梁启超的学问欲远甚于政治欲，哪怕涉足政坛，也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停止发表学术论文。
他一生几乎每天都在做学问、写文章，且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一气呵成，不必修改，留下了一千四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内容涉及十多个学科，涉及内容之广，莫不让人惊讶。尤其是在为近代史学理论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把一生的时间全部贡献给了知识教育界。
他不仅参与了中国近代后期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并且从戊戌变法到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这三十年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在他的著述中都得到了全面反映。他的著作，即使撇开中西汇通、古今纵横、影响深巨不论，仅就数量而言，也远远超过了朱熹、王船山等人，成为中国自古以来著述最多的伟大学者。
这些文字，实属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因数量过多，涉猎太广，较为深厚，至今仍未能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既然研究不够，遑论吸收消化？梁启超兴趣广泛、能力超群、求通求达、求新求异，在革命与专制、中学与西学、开明与保守、民主与专制之间变化、矛盾、徘徊不已。
但是，他一生也有诸多不变之处——对社会、对人生始终抱有强烈的改造欲望，时刻葆有刚强的毅力与旺盛的激情，其爱国之心、立宪之志、新民之道更是持久不变！正如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所言：“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
少年中国之少年
精力充沛、正当盛年的梁启超本可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多贡献，留下更多财富。然而，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小便带血，身患肾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六岁。
借鉴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并加以创新，打造出新文化，以此觉醒中华民族之魂，是他一生中为此努力的动力。他的毕生成就，既在学术、事功，更在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呼唤新国民。他认为中国乃“少年中国”，他称自己也是“少年中国之少年”。体现出他朝气蓬勃、为中国建设而努力不懈的精神，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满怀强烈的进取向上的斗志。
欲要变革，必须变法
历来主张以创新来改变国家，焕发国家的新面貌，“欲要变革，必须变法，”要先在根本上改变国家落后的现状，必先从国民的精神及思想上进行改变。举行国民新文化运动，最首先要做的就是打造出“现代青年”，觉醒新一代的文化继承者，薪火相传，中华民族之文化才得以跟上西方文化的脚步。
他至死都在进行着启蒙广大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开辟新中国，建设新世界。
梁漱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当任公（梁启超之号）先生全盛时代，社会群众均得到他的启发，在他的文化感染下，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他那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后世没一人能有此能力。”这种惠及整个社会的影响，不仅影响着那一代人的思想和精神，而且长期持续着，施及今天乃至未来的各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