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帅里，韩先楚上将的性格特别鲜明，他敢爱敢恨、坚定自我，因而获得“韩大胆”之称号。
不过他很幸运，即便有过多次大胆之举，在建国后的历次风波里也安然无恙，能有这个结果，跟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话有很大关系：
我这个人爱讲话，意见也多，有人说我爱“犯上”，我承认。但有想法有意见为什么不能提出来呢？作为党员，光考虑个人得失肯定是不对的，要想到事业的利益，这才是大事。
的确，非谋私利、出自公心，再怎么样组织也会多一番考虑。比如在1967年这样严肃的政治环境下，韩先楚竟收听敌台，老战友发现后脸都吓白了，让他赶紧关掉。
而韩先楚满不在乎地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后来传到中央，组织就默许了他的“违纪”行为。
事实上，从1945年挺进东北开始，韩先楚就特别爱收听“敌台”，不过他并非想叛变，而是要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然后根据分析出的内容，辅助自己对局势的判断。
这个“爱好”，是他作战获胜的一个小因素，既然有用，那就一直用。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再到朝鲜战场，韩先楚都保留了收听敌台的习惯。
抗美援朝时期，不懂英语的韩先楚特意配备了翻译，经常从“美国之音”里去获取想要的资讯。那时美国人比较狂妄，很多情报直接就公然播放。
如邀请军事分析员上节目讲解部队的动向、分析战略目标、物资的配属等等。“美国之音”为了收听率，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本意是想为其本国民众解惑，但有些信息还被韩先楚用上了。
毕竟美国那些分析员也不全是水货，他们说的东西不一定对，参考价值至少还是有的。
后来从朝鲜回国，韩先楚又被调到准前线福州军区担任司令员，他依然喜欢去听国军电台。国军电台比美军要小心得多，许多机密不会直截了当说出来，不过细细琢磨，同样能有收获。
当时中央对信息战非常重视，担心前线指战员被迷惑腐蚀，因此三令五申不许收听“敌台”，如被发现，说不定要上军事法庭。
韩先楚却不理会这道命令，他是军人脾性，对政治因素没那么在意，只看对作战是否有用。既然能通过电台获取敌人的情报，那为什么要自断路线呢？只要自己意志坚定，就不怕敌人的花招。
毕竟他所处位置重要，又深得中央信任，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出现任何问题。
但在1967年，韩先楚前往北京治病期间，闲来无事又于医院里收听“美国之音”，把前来探望的老战友都吓了一跳。
这是最为混乱的运动前期，又处在运动激烈地北京，搞不好被人攻击，福州军区可救不了他。
老战友连忙伸手要关电台，口中还说：我的老天爷，你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收听敌台。韩先楚却阻止了对方，回道：什么“敌台”不“敌台”的，我还天台呢？听一下能把我怎么样？
战友摇头苦笑：不是听一下能把你怎么样，是被人知道会不得了。听我的劝，快换了吧？
韩先楚仍然理直气壮：不用它来获取敌情，怎么能了解敌人的信息？不了解敌人的信息，怎么能把海那边早点收回来？听到这个回答，老战友明白他心意已决，遂叹了口气不再劝诫。
后来事情发展如旁人所料，真的有好事者“告密”，上面也真的有人准备借题发挥。幸好，中央派人来查，听说韩先楚的想法、又确认他无通敌行为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了。
事实上，爱收听电台这一点，也能看出韩先楚总是打胜仗的原因，即他不墨守成规、不排斥新鲜事物，非常善于学习。
当初从朝鲜战场回国也是一样，美军强大的火力及战术体系给韩先楚造成了很大的震撼，他意识到不学习会被淘汰，于是先进入武汉高干文化速成班学了一年。
原本字都不识几个的“白字司令”，语文和数学两科终于达到高中水平，还拿到了毕业证。随后他又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那个时期他简直“着了魔”，杨得志上将评价道：
“跟先楚接触时间最多的，是在军事学院的3年里。当时我是战役系主任，和先楚编在一个小组。他身体不太好，没有完全治愈就带病到军事学院听课。
我有时实在看不过去，就劝他休息一天半天，他总是摇头，说没有关系，来学习不容易，一定要坚持。”
另外两位老战友刘震、曾思玉也对那个阶段的韩先楚印象深刻。刘震说：
先楚同志在几年里刻苦钻研，认真学习马恩列斯的军事学说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结合自己的作战实践，对高级兵团战役战术理论进行认真探讨。
曾思玉回忆：在学习过程中，他那胃的老毛病经常犯，我们劝他休息一天半天的，他怎么也不肯，忍痛参加学习和做作业。他说，我的文化程度低，几十年的战斗生活，好不容易有这学习机会和条件，叫我怎能不珍惜？
就冲这学习态度和精神，放任何一个行业也都会成功吧。所以人家仗打得好，也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