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9日为徐志摩遇难93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怀念诗人。

稍有文学常识者，皆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以言情小说见长的“鸳鸯蝴蝶派”和以新诗及语体文闻名的“新月派”。 廖静文女士所著《徐悲鸿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六版第二十印） 第一〇五页有这样一句： 徐志摩是当时著名的鸳鸯蝴蝶派诗人，他不同意悲鸿对形式主义绘画的贬斥。

笔者学殖素俭，仅就翻阅过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没有发现一部将徐志摩列入“鸳派”之内，不知廖女士据何而有此一说？“鸳派”与“新月”形成时间、人员构成各不相同，创作主张与倾向、创作题材与内容各擅胜场。

虽说志摩先生诗作有“我是一只幽谷里的夜蝶” （《沙扬娜拉十八首》）“在花丛里寻香的蝴蝶” （《秋阳》）“和蔼的春光，充满了鸳鸯的池塘” （《醒！醒！》）等等意象；虽说冰心在志摩先生遇难未久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虽说志摩先生之情史足够浪漫多姿，但总不能据此将志摩先生硬塞进与之不相及不相属的“鸳派”吧？这可真有点冤。幸好志摩先生没吟咏地瓜、土豆之类，否则是不是会被无知者归入“山药蛋派”呢？

廖著传记，完成于一九八二年，以饱满真挚的情感，细腻生动的笔触，情文相生，叙及悲鸿先生人生路上“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的尘缘辐辏轮蹄征逐，艺术生涯上“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高标特立。其上部，部分取材徐悲鸿先生早年所撰《悲鸿自述》《旅欧记行》等。《自述》没有提及“二徐论战”，更不可能给徐志摩戴上某派的帽子，且论战丝毫无损二人私交笃厚。《新月》创刊号刊有徐悲鸿画作《向前》，其名作《箫声》也发表在《新月》上。一九三〇年前后，志摩先生发表散文《一个诗人》，悲鸿遂画《猫》相戏谑曰：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鄙人写邻家黑白猫与之，而去其爪，自夸于友道忠也。一九三一年又为陆小曼绘制素描画像。廖女士把一九四九年鼎革之后一度声名不佳的徐志摩生拉硬拽进当年在文学史中同样丑声远播的“鸳派”，自非皮里阳秋，是否暗藏玄机，不敢妄作解人。只是今天看来虽不若“关公战秦琼”般荒诞，但对“往真的方向走” （《再剖》）的志摩先生总归是无稽之谈。

志摩先生诗文中不乏挚爱祖国、关注民瘼与民间疾苦、同情弱者与底层百姓张扬着现实主义的文字。悲鸿先生潜心绘事之余，亦有多篇同样表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忧国忧民诗文，但爱而不得时，也不妨作“双声诗”遣怀：遗韵忆犹豫，音容隐易颜。莺莺缘已矣，抑郁又奚言。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六日致舒新城函）读来沉咽蕴藉空灵缠绵，倒是有些“鸳派”的流风余响。这恰如志摩先生在《罗曼罗兰》中所云：“一个伟大的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正像是一条大河，它那波澜，它那曲折，它那气象，随处不同，我们不能划出它的一湾一角来代表它那全流。”志摩、悲鸿二先生难道不是这样的艺术家吗？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作为一部严肃的名人传记，将志摩先生无端划入“鸳派”不得不说是一处硬伤。再者，廖著传记，一九八二年八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至二〇一七年八月已出六版，印刷二十次，发行总数达六十余万册，可见颇受读者青睐，影响甚为深远。越是这样，越觉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新见卓识纷然而出，“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志摩诗句）作者和出版方或习于既成或漫焉不察，虽然不会龈龈而争，但纸白字黑亦非芥豆之微，殊令人不解、不平、不快。

不朽者文，不晦者心。《蒋碧微回忆录•后记》曾引用莎翁之言：“对自己真实，对别人自不可伪，如夜之继日，影之随形。”余以为，传记者，留存生涯之历史，重溯往昔之旧事，发泄一时之情感，且公之于世，非一人之展读，字中有情，句外饶味，一字褒贬，岂可不慎？莎翁之言，足为撰文作传者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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