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是国歌的词作者，而她是田汉的精神导师、灵感之源，连田汉自己都承认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的思想转变与她紧密相连；她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戏剧家和词曲作者，参与填词的《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至今口口相传；她还是一位睿智机敏的女特工，年仅二十四岁就潜伏在国统区内，从事情报工作；她更是一位勇敢坚毅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曾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共赴前线战区采访——她，就是安娥，光芒和色彩被历史烟尘湮没的传奇女子。
安娥
一九二六年，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安娥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安娥”就是做特工时的化名。
一九二九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的身边担任秘书，她将杨登瀛从各方收集来的信息，认真研读、精心挑选后，将有价值的情报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安娥
那时的安娥只有二十四岁，却已表现出常人所不具备的镇静和成熟。她可以一天变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住在亭子间的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意气学生。然而令安娥没有想到的是，行踪神秘、危机四伏的特工生涯，竟成了她与音乐家田汉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的开端。
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气，是各党派争取的目标。受派与田汉相识，第一次会面，两人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美术专业出身、文学功底同样深厚的安娥落落大方地与田汉握了手。田汉本以为所见的又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清秀的眉目间颇有几分英豪气，不卑不亢，举止大气得体，故而很是欢喜。这以后，安娥便经常来找田汉，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她丰富的阅历以及不俗的才情让他越发兴奋和感动。很快，这部描写留俄女学生生活的长篇发表在《南周》月刊上，田汉在“编辑后记”里做了热情而肯定的推荐，称赞“这样的作品现在是很unique的”。
田汉的创作手稿
美丽、热情的安娥渐渐以她的思想和才情征服了这位恃才傲物的“田老大”。在安娥的影响下，这位在艺术上崇尚唯美浪漫情调的文艺家开始将笔触扩大，关注更多现实社会问题。甚至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转变最终使得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填写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一九三○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然而，甜蜜的爱情得来的却不是幸福的结果，与田汉保持了五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由南洋归国。她曾在南国社创立之初资助过他的事业，而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重诺践行的田汉，爱安娥，又不能背弃林维中，辗转反侧后，他决定遵守前盟，与林维中完婚。
田汉在和安娥结婚前的三任妻子
安娥，这个激发了田汉文艺创作的灵感之源，这个已经怀上田汉的孩子的痛苦女人，还应田汉之邀，为他们寻找结婚用的房子。她真的这么做了，那些天，她几乎天天拖着几个月的身孕辗转在阴湿的弄堂，心里想的都是如何为自己的爱人和他新婚的妻子找到一处既经济又舒适的婚房。坚强的安娥极力在人前装作超然，她说服自己这是作为一名地下党员的工作，可是一旦跌入感情的深渊，她的矛盾、痛苦、屈辱、相爱不能相守的煎熬又总使她夜夜辗转，不能成眠……
但是她决不允许自己长久地陷落其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结婚吧！”在安娥对林维中决绝的保证中，她所捍卫的是自己的独立与自尊。
安娥与田汉
一九三一年八月，安娥与田汉的儿子田大畏出生。她将儿子送回保定，请求母亲代为抚养。返回上海后，安娥告诉田汉：“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安娥曾作为战地记者，于一九四○年初，同史沫特莱同吃、同住、同采访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爱情的绝望和痛苦使她全身心投入事业，安娥和聂耳等人一起，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左联下属“音乐小组”的组建工作中去。在音乐小组里，安娥渐渐展露出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才华，曾为胡蝶当选“电影皇后”的大会创作歌词。一九三三年进入上海百代公司歌曲部后，她更是创作出了《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优秀歌曲。
国歌的作者田汉与聂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安娥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大后方，与宋庆龄、邓颖超等一起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筹建四处奔走。一九三九年底，受李宗仁任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政治部邀请，安娥以《广西日报》特约记者身份，赴第五战区鄂中前线采访。途中与访问第五战区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相遇。两位异国同道者的第一次相见，竟有恰逢知音之感。
安娥和史沫特莱的联合采访是愉快而令人难忘的。每到一处，这两只战火中的“海燕”（当地战士对她们的尊称）总是配合默契，史沫特莱提问、讲话，安娥翻译、记录。近三个月时间里，她们的足迹踏遍了前线的山地、平原和湖区。后来两人的采访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真实、及时地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为中国争取到更广泛的国际援助；安娥的《五月榴花照眼明》则以日记体访问记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战斗生活，成为研究新四军的重要史料。
安娥和史沫特莱
在战区，除了繁重的采访任务，安娥的心里记挂着的还有田汉和儿子。她不能忘记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时，她和田汉在船上的不期而遇。这次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聚决定了两人的爱情命运。途中，安娥告诉田汉：“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田汉听后十分激动，对安娥的爱火再度燃起。
实际上，田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安娥的思念。当初《渔光曲》流传之际，正是田汉遭遇国民党上海大搜捕之后，彼时田汉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每天早晨，看守的部队都唱《渔光曲》。后来，他们抵达武汉。田汉出任由郭沫若任厅长的艺术宣传处处长，筹划全国抗日文艺宣传事宜，安娥则积极投入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工作和抢救孩子的事业。他们在工作上彼此支持、互相配合，生活上也渐渐恢复了先前的亲密无间。一九四○年，安娥将儿子接来重庆后，已经九岁的田大畏才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然而，战乱、纷争、革命需要、林维中的纠缠，使得安娥与田汉历经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才在一九四八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可是平坦的人生又有几何？一九五六年初秋，安娥应上海越剧院之邀，赴沪改编越剧，年底回京时，途中突发脑血栓中风而失语，从此半身不遂。
对待病中的安娥，田汉给予了百般的呵护。他鼓励妻子不要放弃，他找来最好的医生为她精心治疗，他为她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的就是让她能同社会保持信息联系：当她到外地疗养时，田汉拖着病体，给远方的妻子写信寄东西。同为作家，田汉十分理解妻子想要继续创作的愿望，为了使她不完全脱离文艺界，他无论到外地出差和创作、参观游览、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地带着她，在田汉同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劳动锻炼。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跋涉到市郊看望丈夫。
晚年的安娥与田汉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在田汉去世八年后，与重病抗争了二十载的安娥，带着对丈夫的苦苦思念，在唐山大地震后北京的混乱中离开了人世。
魂未断，紧相随，安娥与田汉再也不用经历烽火岁月里的离合悲欢，他们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南国社，他仍然是那个站在戏剧舞台上意气风发的中国莎士比亚，她依然默默地注视着他，源源不断地送去思想上的光明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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