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拔山军指挥使
笔者上一篇文章中，讲了汉奸狗咬狗的故事。不难看出，笔者研究汪伪政权投敌叛国的这一段历史，多以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下，汉奸们所写的回忆文章为依据。至于流窜海外的胡兰成本人，虽说狂吠不止，但对于他的那些说法，笔者却没有多加采用。
在此，笔者说明一下自己选取史料的偏好。先举一个例子好了。笔者在某平台阅读《沈醉回忆录》，写到云南卢汉起义、沈醉等人结拜“七兄弟”这一段时，看到有网友留言说：“沈醉怎么会称自己为‘刽子手’？这书写得缺乏真实性，不看了。”
底下有网友跟帖说，沈醉是前往功德林报到，成为“同学”的人，他写回忆文章不自称“刽子手”，难道自称“爷”么？
笔者看来，这位跟帖留言的网友实属话糙理不糙。他讲的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研究汪伪集团时，选取史料罢。试想，胡兰成在抗战胜利后即逃匿无踪，逍遥法外。事后证明他在浙江等地四处流窜，新中国成立后且流窜海外，找他的日本主子报到去了。这样的人在海外写起“回忆录”来，又怎能不自抬身价，自吹自擂一番呢？
反观那些留在大陆接受改造的汉奸们，如罗君强等，多半是在提篮桥、白公馆等地，接受了人民的审判和惩罚。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砸下来，这帮人庶几能够洗心革面罢。即使没有洗心革面，也该老实消停了。与胡兰成的自吹自擂相比，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相信这般老实消停的汉奸们说的话呢？至少，据笔者看来是这样。
故此，本文还是从一干汉奸撰写的回忆文章说起。继罗君强和伪“湖北省政府”科长级小汉奸张某的回忆以后，这回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另一名“局长”级大汉奸汪曼云的回忆。
汪曼云看似与汪逆同姓，但他们应该没有亲戚关系，顶多五百年前是一家罢了。汪曼云是杭州人，而汪精卫的祖籍却是绍兴。故此，汪曼云混迹于汪伪政权，自然靠的是别的什么硬功夫。此人投敌叛国以前，原来是CC系的党棍，据称写得一手好文章，堪称汪伪汉奸集团的一个“笔杆子”罢。
当日本侵略者为在苏浙皖三省扫荡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开展“清乡”时，命令汪伪政权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大汉奸李士群，从日本主子那里得到“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的肥差，李士群便把汪曼云拉去做副手，让汪曼云出任“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之职。到了后来，李士群被日本人暗杀、伪“清乡委员会”由日寇做主撤销了，汪曼云便成为“清乡委员会”成立的“清乡事务局”局长，晋升为“清乡”事务名义上的一把手。
汪曼云既然是汪伪政权“清乡”事务的二把手、一把手，那么他对于“清乡”的罪恶内幕，必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透露的“清乡”内情，我们应该予以重视。譬如说，“做官要做‘清乡’”这句话，就是从他的回忆文章里流传出来的。
所谓“做官要做‘清乡’”，据汪曼云说，是当时苏浙沦陷区百姓的一句口头禅。沦陷区百姓将“做官要做‘清乡’”与“生意要做五洋（洋火、洋油、洋布等五种带”洋“字的紧俏日用品）”放在一起，并列为暴利行业。
“清乡”本来是为“肃清”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而产生，却如何能够成为一种令人艳羡的暴利行业呢？据汪曼云说，名堂就在日伪设立的“清乡”“检问所”上。
日伪当局以竹篱笆为封锁线，强行将“清乡”沦陷区与一般沦陷区分割开来，然后在封锁线上设立若干个“检问所”，成为上述两种地区之间人员、物资往来的唯一指定出入口。物资往来，必经“检问所”检查然后通关；人员往来，也必经“检问所”盘查“良民证”，然后才放行。如果“检问人员”认为谁形迹可疑，可以当场将其扣留。
据新四军浦东游击队负责人朱亚文回忆：“（浦东）主要道路和码头共有大检问所19个，小检问所数十个。大一点的桥梁也都被控制。白天来往行人都要盘问检查，夜间一律禁止通行。岗哨密布，更楼林立，据点间相互呼应，一有动静就四出搜索、“清剿”。
由此观之，“检问所”的权力，就大得有点可怕了，不仅有控制物资往来的权利，还有搜查扣留可疑人员的执法权。
以汉奸们见利忘义，贪生怕死的德行，跟新四军作对的胆子他们没有，而打着“对付新四军”的幌子来敛财的胆子却很大。利用“检问所”的偌大权力来尽量设租寻租，吃拿卡要，正是“天赐良机”。
作为“清乡”事务的二把手、一把手，汪曼云懂得在基层设立眼线的道理。据他自己说，他在基层“检问人员”中间有几个“熟人”，而这几个“熟人”，会经常将基层一线的一些情况，“私下告诉”他。
显然，汪“副秘书长”、汪“局长”这种“熟人”的说法，未免过于谦虚，我们其实可以将这直白地理解为，他在基层发展了几个眼线。
总之，无论那些人是“熟人”也好，还是眼线也罢，据那些人向他汇报情况说，“检问所”的汉奸们只要碰到普通老百姓，就大施淫威，极尽吃拿卡要之能事，而一旦真的碰到新四军或游击队，以至于真的发现便衣人员身上藏有武器，他们反而装聋作哑，噤若寒蝉，一声都不敢吭，匆匆予以放行。
自然，这不是因为“检问所”的这些汉奸突然良心发现，突然变得爱国了，而是因为，“清乡”作为一项油水极多的暴利行业，使得一干见利忘义的汉奸趋之若鹜。他们来干这个“检问人员”，不过是为了捞钱而来，当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见着危险就远远躲开。
汪曼云接下来便带我们解剖一只麻雀，以他到一个“检问所”检查的具体案例，说明
“清乡”之中的油水到底有多大。
1943年秋天，这时已出任“清乡事务局”局长的汪曼云，伺候他的日本主子，到浙江崇德，也就是现在桐乡的石门镇，实地视察“清乡”“成效”。不过嘛，汉奸们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乃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惯性。汪曼云自然也不例外。他这次便是提前一天从上海将老婆孩子送回杭州，再从杭州搭车到海宁，在海宁车站恭候他日本主子的大驾光临，再伺候他的日本主子一起到桐乡石门视察。
汪曼云这回要不是假“公”济私，临时改变行动路线，又怎能看到海宁县大“检问所”平时工作的实际情况，起到“突击检查”的效果呢？至于有没有他的“眼线”暗递消息，他没有提，但有的可能性相当大。
当汪曼云在海宁车站恭候日本主子大驾光临，穷极无聊之际，临时起意，要到设在海宁车站的大“检问所”去看一看，了解了解实际情况。
按照他们“清乡事务局”所颁发的“检问细则”的规定，居民要向“检问人员”出示“良民证”，以供检查核验，并接受搜身与检查行李。对于汉奸们来说，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当然又是另一回事，汪曼云就亲眼看见了，不得了，油水大得很哪！
当旅客们将行李推向“检问人员”接受检查的时候，手里早已准备好了钞票，而“检问人员”接过行李的时候，“行云流水”地接过旅客们手中的钞票，装进口袋里。等到一趟客车的旅客全都接受检查完毕，这一干“检问人员”的口袋，早已鼓鼓囊囊了。
汪曼云看不过去。也许是深恨这帮汉奸在下面捞得盆满钵满，却不来孝敬孝敬他这个“局长”罢，便亮出身份，公开发难。
可是，正如胡兰成敢于向日本人“告御状”，骂林柏生又骂叶蓬，是因为胡兰成直通日本人，有日本人作为保护伞，所以有恃无恐一样，这帮汉奸敢于瞒着他大“局长”上下其手，肆意分肥，又岂能没有一定的背景？
只见那帮“检问人员”们拔腿就跑，跑进了驻海宁车站日本宪兵的房子里去了。看来是想躲在日本宪兵背后，逃避“局长”的震怒。
这帮盆满钵满的“检问人员”搬出日本宪兵，显然想借着日本宪兵的庇护，将搜刮所得及时转移，消灭罪证。汪大“局长”怎么查处这些吃拿卡要，鱼肉百姓的汉奸，这些“检问人员”是否受到处罚呢？笔者在此暂且卖个关子，暂待下文，再继续看罢。
（如今的海宁站已经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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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