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曾潜伏于敌营长达15年之久。他因崇拜《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而改名。原本梦想着能如宋江般劫富济贫，李时雨却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我党安插在敌营中的一把锋利尖刀。李时雨的潜伏生涯充满传奇色彩，他如何在敌人心脏处活动十五年，始终不被发现的？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李时雨于1908年出生，他从小聪明过人，在十六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政法大学。北京政法大学，那是当时学子们向往的殿堂，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也是思想碰撞的前沿。
在这里李时雨原本可以选择一条安稳光明的道路，如他的同学张学孟一样，穿着西装，领取不菲的薪水，享受高知阶层的待遇，他的内心却在大学时期被马克思主义的光芒所吸引，并在李大钊的启蒙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尽管初期他试图通过自发组织的小型抗日队伍来实践自己的理想，但效果有限。他逐渐认识到，若能提前掌握敌人的动向，可能会更有效。因此，大学毕业后，他响应党组织的召唤，决定深入敌营，从内部瓦解敌人。
恰逢此时他的大学同窗张学孟已在东北军中担任副将，他们在北京一次偶然的街头重逢，仿佛命运的安排。张学孟帮助他开启了通向国民党军统的大门，使李时雨得以潜伏其中。
在张学孟的引荐下，李时雨进入了东北军西安的剿共处，虽然起初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尉办事员，但这个职位为他日后的行动铺设了伏笔。张学孟虽与李时雨交情深厚，但并未直接将其推至高位，而是让他从基层做起，这一决策既是对李时雨的考验，也是对他潜在能力的期待。
李时雨并未让张学孟失望，他在剿共处的工作中表现出的独到见解和军事才能，让张学孟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政治上的奇才。张学孟于是向其顶头上司张学良推荐了李时雨，使其得以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作用。
通过这样的布局，李时雨在关键时刻向党组织传递了张学良即将发动“双十二事变”的关键信息，极大地助力了党的战略部署。然而事变过后，国民党的内部洗牌使得张学良权力大减，东北军遭到重组，一时间李时雨原本稳固的关系网也随之瓦解。
在1931年的冷冽冬日，李时雨不仅吸收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在北京的密会中，悄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高等教育使他在政治斗争的海洋中找到了航向。毕业之后按照党的安排，他放弃了学术道路，假装追求军事生涯，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隐匿于西北剿总司令部的核心。
在1934年，李时雨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脱离学院的围墙之后，他已非初入校门的青涩学生。过去的三年里，他不仅在东北秘密地参与过数次抗日行动，还为李大钊烈士的遗体守灵，显露出他对革命的忠诚与勇气。
李时雨的行动和坚定信念让党组织对他刮目相看。毕业之际，市委组织部的领导便明确表达了对他的新期待：将他派入东北军，成为党在敌营中的一线联络人。李时雨的大学同窗张学孟此时正担任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室主任，对于这一决策起到了桥梁作用。
通过张学孟的引介，李时雨不久后抵达西安，迅速被安排进入西北剿总司令部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虽然这一职位未能直接接触重要机密，但他利用这一平台，频繁访问张学良公馆，与驻守的警卫深入交流，向他们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努力影响这些军人的思想。
在平日的交往中，李时雨还积极了解东北军的内部动态，为党组织提供了许多关于军情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这些活动虽然低调但极具影响力，为后续的大事件做了铺垫。
1936年12月的寒风中，西安事变爆发，这场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让李时雨措手不及。事变当天，我党的秘密组织领导人刘宇新急忙找到李时雨，两人在李家紧急会商。他们决定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李时雨必须更积极地加强与东北军官兵的联系，必要时甚至帮助他们转向支持共产党。
虽然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张学良被扣押使得东北军陷入无头之局，面对即将到来的部队重组与裁减，党组织及时调整了李时雨的行动计划。为了继续保持党在敌后的影响力，组织决定让李时雨暂时离开西安，转移到平津地区，继续他的秘密工作。
在充满危险与挑战的汪伪政权中，李时雨凭借其超凡的胆识和精细的思考，巧妙地在高层中穿行无阻。他常常以谦逊和机敏著称，与同事们保持良好的沟通，上级则是频繁汇报与请示，下属则是耐心指导，因此在汪伪政权内部建立了极佳的人际关系网。
李时雨尤其擅长把握关键人物，他明白"重点攻击"的重要性。通过一系列的主动接触和日常小事的关心，李时雨逐渐赢得了陈公博的信任和好感。在伪政权内，李时雨迅速提升，他的职务一步步升高，从立法委员到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再到军法处长，最后是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成为了伪政权中的核心人物。
在这些关键位置上，李时雨能够接触到大量机密情报，他巧妙地将这些情报经过层层筛选，通过安全的单线联系方式，传递给党的组织。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的情报多次成为救援新四军于危难之际的关键。
李时雨还利用自己的地位，秘密地为新四军调拨紧缺的军需物资，为前线的战士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他的贡献得到了陈毅的高度评价：“李时雨的作用，堪比一个师的战斗力。
尽管在军统和国民党的高层中，李时雨也建立了不俗的信任关系，甚至被余祥琴多次试图拉拢。战争结束后尽管汪伪政权的多数高官被清算，李时雨却侥幸全身而退，他的能力甚至赢得了戴笠的个人赞赏。戴笠的支持使他在军统的地位水涨船高，最终晋升为军统上海区的重要领导，拥有国民党少将的军衔。
在1946年的政治风暴中，李时雨的真实身份引起了军统的怀疑。尽管党组织计划让他撤退到东北与革命者陶铸会合，但动作稍显迟缓，李时雨被刘方雄指挥下的特务抓捕了。在严酷的审讯和酷刑面前，李时雨坚守信念，未泄露半点关于党的信息，最终被判处了7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1949年春季，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推进，李时雨和他的妻子孙静云应组织的指令，乘坐飞机从喧嚣的上海前往相对宁静的香港。在这里他与中共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万景光会面。万景光随手递给他一本外表普通的线装书，这本书里装的却是满满的重要情报，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各种关键数据和信息。
几天后携带着这本重要的“书籍”，李时雨夫妇乘坐轮船离开香港，经过波涛起伏的海路，他们抵达天津，然后转道前往了北平。在那里他把从香港带来的情报安全交给了当地的军管会，圆满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此刻的李时雨，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首次以公开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结束了自己长达18年的地下工作生涯。
穿上军装的李时雨感慨颇深，他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诗：“敌营深处战十年，风霜雨雪饱经旬。革命终于迎胜利，换上戎装笑春风。”短短三天后他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刘少奇对他的辛勤工作和牺牲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也成为了李时雨一生中难忘的一刻。
随后新中国成立之初，李时雨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后转至军委联络部和政务院情报总署，继续发挥他的情报和安全工作经验。而他的妻子孙静云也在北京市公安局找到了一席之地，夫妻俩均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78年，已是资深干部的李时雨开始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顾问和中国佛学院院长，兼任党组成员，直到1982年正式退休。在1982年，李时雨结束了他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顾问生涯，并从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离休。在其职业生涯晚期，他不仅参与了国家宗教政策的咨询，还对佛学的教育和传播作出了贡献。
1987年，李时雨开始规划如何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回馈社会，他决定将13500元人民币捐赠给自己的故乡，用于设立“李时雨奖学基金”，旨在资助家乡的贫困学子追求更高的教育。此外，在1989年，他再次慷慨解囊，捐出2000元人民币，在家乡西郊公园建造一座凉亭，供乡亲们休憩。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奋斗的缩影。在敌营中度过了15年的时间，李时雨展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不惧生死，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连。他的敏锐洞察力和坚定的党性使他能在敌人中间周旋，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传递了无数宝贵的情报。他的一生是对信念和忠诚的完美诠释，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